叶龙

记得钱穆先生在他创办的新亚书院担任院长时，每年仍会每学期开讲一两门课程。记得他曾开讲的课目有《论语》《孟子》《诗经》《庄子》、秦汉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中国思想史等，我在大学部修读他其中六门课。看上述课程如此广泛，相信中国自开办西方式大学以来，没有一位教授能同时开如此多不同门类的课程。

早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何佑森教授评说钱先生道：“今年八十高龄的钱穆宾四先生是一位通儒。通儒与专家不同，凡是致力于学术的人，三五年可以成为一专家，而穷毕生之力未必可以成一通儒，可见为专家容易，为通儒却难。三百年前，当时读书人都一致推许顾亭林是一代通儒，而亭林既无名位，又无权势，在权势上，他不如康熙帝的宠臣李光地，在名位上，他也不如主持一统志局的徐乾学，在这种情况下，亭林仍然不失其为一代通儒，很多人必然怀疑，这是什么缘故呢？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他认为：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何教授认为钱先生的成就是当得起这个标准的。所以，钱先生无论是文学、历史、哲学、经济、艺术和社会等各方面都是甚有其卓识，且是造诣高深的。所以他讲上述众多课程都可说是胸有成竹，得心应手。钱先生虽然没有进过大学，但有一事可证明，钱先生确是博览群书，读通了经、史、子、集各类典籍的，就是他的长侄钱伟长先生有一次谈到钱先生读书之勤奋说：“我到苏州中学读书，学费、书杂费、生活费都由四叔（即钱穆宾四先生）负担，他在苏州（中学）任教时，朝迎启明夜伴繁星地苦读，并和我父亲共同把积攒的一点钱凑起来买了一部《四部备要》，经、史、子、集无不精读，时而吟咏，时而沉思，时而豁然开朗，我看他读书的滋味简直胜于任何美餐。跟当年一样，我仍从旁伴读。有时还听四叔讲文学，从《诗经》《楚辞》、六朝文赋讲到唐宋诗词，从元曲讲到桐城学派、明清小说，脉络清楚，人物故事有情有节，有典故，有比喻，妙语连珠，扣人心弦。就这样，我和他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学到不少东西。记得我在清华大学时，考卷中有一道题，问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人觉得出人意料，被考住了，而我却作了圆满的回答。这是从四叔平时闲谈中获得的知识……四叔在苏州中学四年，学术上突飞猛进，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写《墨子》《王守仁》，可谓振笔疾书，一周写一本书，内容翔实，颇有点‘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状。而他写《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体系宏大，下笔凝重，穷数年之力，数易其稿。功夫不负苦心人，书稿得到史学界同仁的好评，有的专家甚至称誉此书犹如读顾亭林之作。”从钱伟长先生上述这番说话，可见钱穆先生博览群书，且是痛下苦功，才可获得如此丰硕的学识，而其在中国文学方面，因此也有硕大的成就无疑。此乃因为钱先生的成就并不限于史学一项，正如何佑森教授所言，钱先生是一代通儒。

笔者把钱先生中国文学史讲稿于八月整理完毕，在全书出版前，先由《深圳商报》连载部分章节，引起文教界之关注，由于钱先生在《绪论》中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刊出十天左右，即获得文教界学者之热烈讨论：由《商报》记者刘悠扬小姐寄来多份该报“文化广场”版。如八月十一日，首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彼曾受邀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并开讲中国文学史多年，亦曾著述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多册，他亦看过钱先生早年刊印的两本《中国文学讲演集》，而且认为钱先生关于中国文学，确有不少独特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