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教师在这个体制化的过程之中，迅速地分化、分层甚至分道扬镳，一些人迅速地熟悉体制运作的逻辑，如鱼得水地在学院体制里“上行”，获取各种类型的课题、人才计划等，形成了良性循环，这其中有一些青年学者仍旧是对学术抱有敬意的个人，他们倡导一种布迪厄所言的“用国家的金钱，做独立的研究”，尽量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这种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体制的鼓励，另外一群人对课题、项目的运作逻辑或有高人指点豁然开朗，或者潜移默化无师自通，壮士断腕般与学生阶段的学术理想切割，迅速向课题指南之类倡导的所谓“应用性研究”靠拢，对于那些高度意识形态而学术含金量甚低的学术研究课题，照样乐此不疲地追逐。这是完全被“升官发财”的主流社会逻辑所渗透的一个群体，是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扫地的生产伪学术的体制知识分子。

另外一部分学人对学院的体制化和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种本能性的心理抵触，也深刻地体认到了1990年代以后项目、课题管理体制对高校多元生态的破坏，对追求个性化生存和精神生活的知识人的煎逼。同样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一群体，却谨慎地将自己定位为学院体制的自甘边缘者，既非坚决而激烈地反抗这一套体制逻辑，也不是完全退出这个体制，他们追求一种在学院体制内最低限度的生存状态，除非最基本的学院指标，一般不太会主动去迎合学院体制的逻辑。正因为这种两头不靠的“中间物”状态，可能形成一种心智上的不确定感和焦灼感，这构成了一种难以规避的日常性损耗。这群人或者通过其他的方法（比如兼职、培训、撰稿等）来谋求基本的生活，或者干脆就将生活尽量地简化。这部分青年教师，毫无疑问面临着物质生活较大的压力，在上述春风得意的青年教师的映衬之下，他们在物质生活、学院内的知名度和成功指标等各方面都有强烈的落差，一些人尽管生活也还过得去，但却逐渐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或者一种愤愤不平之感。学院是知识人扎堆的地方，尊严与面子等都非常重要。若衡量一个青年知识人成败的指标高度同质化，那么生活在学院的青年教师的人生意义来源也就势必单一化，而在分化与分层的大背景之下，能够获得体制内巨大资源的个体往往是少数，这就难免造成学院体制内一个巨大的“失意者”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