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为数极少的群体，就是干脆对学院体制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消极态度，他们完全沉浸在学术所建构的人文世界之中，而将那些以学术换取“稻粱”的人视为不耻之徒。自然，这个群体的人都是内心世界特别强大的个人，他们注重的是大学原本意义上的精神使命，是学术薪火相传之地，他们是一群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纪念辞中所指出的那样一种“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读书人，这群人是跑马圈地甚嚣尘上的学院空间内的一群真正意义上的苏格拉底式爱智者，他们怀抱“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态度，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理想，而且这群人往往在高校不合时宜地重视教学，重视与学生之间的心智交流，他们将教学的意义看得更重要，而教学在当今的大学评价机制里往往显得并不太重要。或许正因为此，当旅法华人赵越胜追怀其老师周辅成先生的《燃灯者》一文发表之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弦诵不绝。赵越胜在文中的这段话更是触目地映照了当今中国大学异化了的师生关系和学院生态：“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分。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这样的人格，正如上引应星对当今学界的批评那样，几乎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绝唱了！阿伦特曾经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指出：“人文主义是有教养心灵的产物，是一种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的态度。……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罗马人，这些最早以我们讨论的方式认真对待文化的人，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当是：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当大学出现之后，高等学府就取代了传统私塾、书院等成为孕育人文主义者的精神家园，“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是一个有志于学的人应该具有的价值立场，他们不应该是一群被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裹挟的失意者，也不应该是一群疯狂争抢体制资源而丧失了自我变得面目全非的人，他们应该是一群有着美感和趣味的审慎的爱智者。这种人在当今中国的大学真如凤毛麟角幽眇难寻。

当今中国大学对知识分子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正如应星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是非常有效的，它构成一种与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更不要说民国大学）完全不同的学院文化，后者往往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同人共同体，自由散漫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互交融，学术和文化生活被赋予一定的神圣感，虽然那时候也常有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压制，可是这种压制恰恰在知识人尤其是青年知识人引起强烈的反弹，反抗政治压制构成自我证成的特殊渠道，而在这种既疏离又反抗体制的集体心态中，形成的是一种相对松弛而自足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