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这一《决定》。文件除开头和结尾各一段简短的文字外，主体分为10个部分，共50条。所以，该《决定》又被称为“50条”。

按周小川后来的总结，“50条”是对十四大报告的具体展开，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详细解释和改革的行动纲领。这个文件和十四大报告一起，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缜密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整体框架，描绘出了一幅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过渡的蓝图。

直到今天，多位亲历改革的参与者认为，这一框架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50条”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提出，由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组成的“五大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由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十四大提出的总体目标，具体化为行动纲领。

“这五根支柱，是迄今最好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时隔19年，许多专家仍如此评价。

交锋企业制度

多位参加起草的专家回忆，在“50条”中，争议最多、费力最大的是有关“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容。

73岁的陈清泰回忆说，1993年在起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时，江泽民几次提出并要参与起草的同志回答一个重大问题：公有制、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

当时，陈清泰从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调任国务院经贸委副主任将届一年。在中央后来成立的16个专题调研组中，他担任第2组即国企改革调研组组长。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生活中，国有企业占据超大比重。按传统框架下的思路，主要通过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调整来搞活企业。

陈清泰寻求突破。这时，陈清泰了解到吴敬琏等人关于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的建议。

当时，吴敬琏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钱颖一博士一起提出，在企业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将现有的非公司类型的企业改组成为公司法人组织”。 陈清泰认同这一看法，并向江泽民做了介绍。

8月24日，吴敬琏和钱颖一合著的文章《关于公司化》在《经济日报》发表。

8月27日，在大连举办的华北、东北地区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座谈会上，江泽民说，建立产权关系明晰、责任制度明确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键。

不过，到了后来，“怎么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几大特征，又难倒了大家”。张卓元后来被调到现代企业制度分组“攻坚”。陈清泰也被临时请上了玉泉山。后来，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字方针。

11月3日，有关表述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下来。

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有一种主张，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用“公司治理”这一更为明确的理论概念，但最终没被采纳，而是用多数人接受的“现代企业制度”代替。直到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这一概念才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