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改革的方案并非天上掉下来的。一批经济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即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更在90年代改革低潮期做了缜密的配套改革准备。

以当年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荣敬本等牵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为例。该课题组在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方案办人员组成基础上，囊括了多个领域经济学家，包括至今活跃在经济改革前沿的吴晓灵、郭树清、李剑阁、谢平、李克平、胡晓炼等，也包括一批资深经济学者和中青年新锐，如张卓元、易振球、张春霖、杨之刚、刘吉瑞、王育宪、王林、银温泉和万安培等。

财新获得的多种资料表明，该课题组的研究相当系统。其中1990～1992年中期的研究，主要是在对国别及改革历史比较的基础上，探讨改革理论的进展，总结以往改革的经验，提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思路、顺序安排和配套政策。这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做了理论准备。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课题组启动了配套改革方案设计。当时平行推进的改革方案包括价格、税收、财政、金融体制诸多方面，其中，楼继伟领导的体改委宏观司，在宏观调控改革上形成《关于配套进行价格、税收、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意见》、《建立一个规范、有效的财政新体制》和《关于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建议》等若干报告；由周小川领导的多个小团队，在财税、国有企业与社会保障、汇率等改革形成若干报告；由吴敬琏和周小川领导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设计》；郭树清领导的《现阶段经济改革的若干战略性问题及处理方式》；吴晓灵和谢平领导的《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关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以及李剑阁的《必须继续推进流通市场化和市场制度化》等等。

这些研究报告的部分参与者，后来参加了“50条”起草组。1993年夏天，朱镕基又选择部分人参加改革方案班子，在北戴河筹划即将启动的三项改革。

当时，这个方案筹备组和北京玉泉山的“50条”起草小组曾经密切沟通和交流，“很多建议就是在吃饭中聊出来的”。身兼两职、直接参与两个小组沟通工作的李剑阁回忆说。

犹如营建一座宏伟的大厦，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50条”提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而这一年的专项改革方案则是一张张具体的施工图，改革就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实施过程。

十五大：姓“公”还是姓“私”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可能回避国有企业改革难题。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及十六字方针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但是，实践中传统思维惯性强大。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加剧，负债率上升，山穷水尽之时，深化改革再度提上日程。

在此关头，“左”的思潮也同步出现。从1995年初，就出现了声讨1992年以来改革的“万言书”，认为在社会意识上“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在经济上“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至1997年，已有四封“万言书”，姓“公”姓“私”之争成了新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