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章释意

闲章者，乃相对官玺私鉥而说的，即印文没有什么徵信意义，故谓之闲也。我是喜欢读读印谱的，陆续买了不少，居然也有好几十种。印谱中，闲章往往是大部，比起名章来，作者刻来似乎更为用心，这也容易理解，此时每每有抒情达意、言志表衷的心态在。我的读印谱，除藉以识字，就是尝试着去会意，既会印内之意，也会印外之意，至于结构和刀笔，不经意间也略略知道一点，由此联想其他事，也可推而广之，所谓小中见大是也。

闲章起源很早，战国时就已有了。及至元明，印材发生变化，那是印学史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过去印材都是铜玉之质，凿刻浇铸均由工匠担承，元人王冕以花乳石治印，仅是尝试，至明代中叶，文彭以处州青田灯光冻石治印，才出现世人风从的局面，本来只能写篆而不能镌刻的文人就有了用武之地，使得治印由工匠之制而变为文人的掌上馀事。闲章因此也就大量出现，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流派纷呈，璀璨夺目，终成为文人书画艺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文彭之作，不但标志着篆刻由铜玉时代进入石章时代，真正转而为文人创作，并且由此开始了闲章的鼎盛期。文彭字承寿，号三桥，文徵明次子，乃是吾乡先贤。继之而起的归昌世、顾苓等名家，也都是吾乡先贤。这是苏州文化史上值得骄傲的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经自学刻印，让人做了印架，自磨了刻刀，然而成绩全无，没多久就将印架、刻刀诸物弃若敝屐，从此成了一个欣赏者。大学毕业后，由于在文化界谋生，认识了张寒月、矫毅、瓦翁等前辈篆刻家，也就请他们给我刻印。还做了这样一件事，先选择印材，将石质色泽相同、印钮形象仿佛的三四方，再找人按照印材做锦盒，将它们嵌在锦盒里，很是漂亮，然后将这盒印章交其中一位去刻，一人一盒，至今尚存三四盒。他们给刻的，都是连名带姓，没有一方闲章。

此次宁文约稿，规定是“我的闲章”，那些连名带姓的自然不必多谈，就只说闲章。我的印匣里也有三方闲章，虽然并非张寒月先生们所刻，内容却还有点意思，那就随便说说。

一方是“卖文买书”，镌刻者钱仁庠君，边款署“丁卯六月”，那是一九八七年。当时我在文联工作，钱君经常来谈，有时就请他刻方“某某协会赠”之类的印章。这一方是我出的印文，那时正读《郁达夫诗词钞》，《自况》一首仅存两句，即“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觉得很有意思，“绝交流俗”似乎做不到，“出卖文章为卖书”却是事实，区区工资只能养家糊口，买书的钱那是必须卖文得来的。于是就拈出这四个字来，请钱君去刻。至一九九五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子善、王自立两君编的郁达夫书话，书名就是《卖文买书》，得书后不由莞尔，就取出那方印来，钤在封面后的白页上，本想写几句，结果还是“耽懒”了，没有写。我想，这本书有朝一日总会散出，得之者一定有点疑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两方都是赵凤云先生所刻，我起先并不认得赵先生。前年某天，有几个朋友来吃茶谈天，不知怎么一来，提起我写的小字，说是应该有方起首章，吴眉眉君就自告奋勇，愿意为我代办，我就随手写了两条印文。过些时候，吴君就将两方印章送来，问起谁刻的，她说是赵凤云先生，从事竹木牙角器镌刻的，治印自然也很擅长。我说总要谢谢他才好，吴君说送本书就可以了，他也是喜欢书的，我就签了一本托吴君转赠。又过了些时候，去文山寺吃素斋，方才见到赵先生，得以接谈片刻，那是一位心灵手巧而拙于言辞的长者。

赵先生刻的一方是“沧浪亭后人家”。我家住城南，西北二三里就是沧浪亭，沧浪亭是苏州古园，北宋庆历间苏舜钦始建，几经变化，虽然如今保留下来的都是清代建筑，但“崇阜广水”的遗意尚在。有时出门，特地绕一点路，从沧浪亭前走过，那里静落落的，一湾碧水波光粼粼，隔水游廊一带，老树参天，蔚然深秀，感觉真是很好。“沧浪”两字出自《楚辞》的渔父之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前人以为它是隐逸的主题歌，如今再说隐逸，真是岂敢，但活得澹泊一点，活得干净一点，那是应该的。至于像苏子美说的那种生活，“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这种福分几世能够修得，自然也只有钦羡的份。故那“沧浪亭后”的意思，不但是指方位，也仿佛是园外的几椽茅屋，与园主并不搭界，但还想攀上些关系，很有点像吴修龄《围炉诗话》说的“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申公间壁王阿奶”了。赵先生刻的另一方是“梦栎斋字簏”。梦栎斋是我随便起的斋名之一，这在其他文章里已经说过，也就不再赘述。至于“字簏”，就是字纸篓，或称字纸篮，王逸注《楚辞》，称“方为筐，圆为簏”，至今字纸篓仍是圆筒状，惟不再是竹藤所制，而是塑料的了。我之引“字簏”入印文，意思就是我的写，不管是文章，还是墨笔的涂鸦，终究都会是字纸篓里的货色，给人写字，附信都往往说一句，“如不合意，弃诸字簏可也”。这倒不是客气的话，让别人去丢，情面上总算是过去了。但有时写出了，自己心里明白，应该是丢入字纸篓的，那是自己的字纸篓，故而就有了这方闲章。究竟是“献丑”，还是“藏拙”，至今让我两难。

关于闲章，一定会有很多故事可听，我是喜欢听故事，但怯于讲故事，只好就我仅有的这三方闲章，解释一下印文的意思。

二○○六年十一月五日

《听橹小筑书谈》附言

我与袁滨交往有年，承他厚爱，我的书他几乎都翻过，不但翻过，而且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后还将报纸给我寄来，大概有十来篇吧。今年春上他来信，说正在编本随笔集，拟将这些文章作一小辑，冠题《听橹小筑书谈》，让我写篇短文，附在其后。我虽然喏喏应承，却迟迟没有动笔。这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觉得对别人的表扬，是要好好对待的，偏爱或有之，情份或有之，但千万不要误会，那“哈哈镜”里的人，固然是你，但并不是真实的你。袁滨说了这么多表扬的话，还要我来作点“配合”，如何能不迟疑。

在我想来，无论是谁，既然书已印出，也就大家可读，被人议论是免不了的。议论的人，有与作者熟悉的，也有并不熟悉的。一般来说，熟悉作者的，对书外的事说来有根有据，关于书的本身，则由于感情因素，表扬就多一点，至而夸饰其辞。不熟悉作者的，书外的事虽不甚了了，书里得来的却有真切感受，也就直观地说些自己的想法，但就时风而言，也是表扬多，批评少，如果有“但是”之后寥寥数语，已经十分好了。其实，这种风气自古已然，《庄子·人间世》就说：“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可见“溢美”乃基于“两喜”之上，也是文人间和谐关系的具体反映。鄙乡的情形更是如此，张凤翼在《文博士诗集序》里写道：“国初高、杨、张、徐并称作者，迨文太史与徐迪功相先后，虽声调殊涂，而气韵悬合，亦各言其志而已。当时有同声相和之美，无文人相轻之嫌，则犹存古之道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谈及苏州士风，也称“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徵”。这当然不仅有明一代、苏州一地，大概也是古代批评史上的客观存在。迄至于今，除了故意搞“效应”的之外，大都说好话，或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稍稍说几句不是，故而皆大欢喜。有人甚至已被溢美惯了的，偶而听到批评或“但是”以后的话，就不高兴。余秋雨被人“咬”了，尽管都是文史常识的纠错，他也愤怒得要剑拔弩张，于是就“两怒必多溢恶之言”，以至于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文章是自己的好”，凡在笔头讨生活的，多多少少有几分自信，这并不能算错，但如果不知天高地厚，妄自尊大，那真是夜郎国中人了。

客观公正的评论，大至社会进步，小至作者受益，固然都很要紧，但是否有真正的客观公正，是一个问题；即使有之，是否能做到全面的观照，是否能用惟一的尺度衡量，也是问题。就说前人写真，照着摹绘，大都稍作增损，故宋濂在《赠传神陈德颜序》里就说：“史氏之法，不溢美，不隐恶，必务求其人之似焉，一毫不类，亦他人矣。”即使面貌上并无“一毫不类”，精神状态的评判，却也难矣，蒙娜丽莎的微笑，至今众说纷纭。至于听得进意见的作者，无论是褒是贬，心里是否折服，也很难说。刘元卿《应谐录》里有一则笑话，说是“昔人有痒，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内我者，而胡难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痒绝。何则，痒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宁弗中乎”。看来真正瞭解作者的，还是作者自己，只怕是神经瘫痪，不知痒也。

人总是喜欢听好话的，我自然也不例外，凡看到报刊上有评介自己的文章，总觉得很开心，有的还保留起来，这是事实，毋庸讳言。但我自己心里明白，我的写并没有别人说的那样好，甚至还有很远的距离，如果他们说得有点道理，我也情愿将它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取法乎上，仅得乎中”，那已经应该很满足了。至于袁滨的文章，实在也是借题发挥，虽是谈我的书，其实也在说自己的话，抒自己的情，谈自己的想法，这固然是文章的作法，但找的对象有点马虎，其实有更好的作者在，我只是与他比较亲近，随便说些什么也无所谓。正因为如此，被人笑话也就是正常的事，一个“鼓吹”，一个居然“倾听”，像煞有介事，即使不被别人笑话，自己也会忍俊不住的。

二○○六年十一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