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早婚有"五害"：一害于养生，有碍父母身体健康；二害于传种，有碍后代的成长；三害于养蒙，有碍子女的教养；四害于修学，有碍子女后代的学习；五害于国计，有碍国计民生。他从东西方对比中，发现愈是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是文明之人，其婚姻愈迟的普遍规律，主张用晚婚提高人口质量。但他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实属杜撰"；积极和消极预防之法，"亦不可行"。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中国人口变动。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之所以不能吞并中国，"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很多，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吞并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所消化，还要灭种"。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10页。但是孙中山并不主张大量增加人口，有时还对中国人口过多产生某些忧虑。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也有他们的人口思想。陈独秀曾发表《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李大钊曾发表《战争与人口问题》等论著。他们二人都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列举中外人口增长事实加以反驳；指出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源在于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是人口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而是生活资料分配不均，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资本家占有工厂生产资料造成的；强调革命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抨击马尔萨斯不在解决失业上寻找办法，却用限制人口来解决，是"用石条压平驼背"的拙劣行为。

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的一股社会学派节制主义热潮。1918年陈长蘅出版《中国人口论》一书，后又发表《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接着许仕廉发表《中国人口问题》、《人口论纲要》；陈达在《北平晨报》上创办《人口副刊》，后又出版《人口问题》一书；还有吴景超、李景汉等，也纷纷发表文章，一股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兴起。他们的基本观点可归纳为：一是赞同马尔萨斯人口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论断，认为我国人口已经超过"适中人口密度"，甚至达到"人满"的程度陈长蘅《中国人口论》，第54页，商务印书馆，1918。。二是限制人口数量和改善人口品质。陈达在《人口问题》中认为陈达《人口问题》，第307～308页，商务印书馆，1934。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必然导致人口品质降低。主张少生和优生，发展教育和科学，实行一男一女"一枝花"最多"两枝花"制。三是实行节育。认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有治标与治本两种办法，发展工农业生产、移民、公共卫生事业等，属于治标一类；提倡迟婚和节制生育，才是最有效的治本的办法。不难看出，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至深，他们的著作和文章的相继出版和发表起到了传播作用；同时有些观点，如适中人口密度、限制人口数量和改善人口品质等，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然而社会学派节制主义局限在学术领域，没有引起更多人关注。长期以来，"多子多福"观念和由此形成的人口文化，直接催生出"多生多育"的人口生育政策。

2 直接间接干预的人口政策

我们之所以花一点儿篇幅讨论历史上的人口思想，是因为古往今来任何社会政策，均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的反映。弄清楚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多子多福"人口思想的来龙去脉，如何深入民众，博得民心，才能摸准封建帝国人口政策的脉搏。尽管从战国起就有韩非等反主流人口思想异样声音存在，但是从这种"小国寡民"到清朝洪亮吉和汪士铎，以及20世纪前期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对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口政策说来始终未能进入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