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几经重大转折。早在北美十三州反抗大英帝国之前，中国就已取道中亚，通过贸易的方式与罗马帝国间接接触。在欧洲中世纪时，少数勇气卓绝的旅人，包括马可·波罗在内，曾设法循陆路千里跋涉，想要亲眼见识中国神州。踵继其后的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劝化朝廷王公大臣改宗天主教，结果他们自己反倒穿扮起中国士大夫的装束。跟在传教士之后的是商人，在中国人眼里，他们的莽撞行径与土匪并无二致。这些洋商成群云集在华南沿海，争相采购中国的丝、茶叶、瓷器——最后洋商拿鸦片卖给中国人，以扭转严重失衡的贸易逆差。美国商人热切地恭逢其盛；来华传教士中亦不乏欲“拯救中国灵魂”的美国人。

迄至19世纪初，中国人仍志得意满地把洋人视为化外之民，仿佛能够亲近“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享受它鬼斧神工的产品，是他们莫大的殊荣。后来，西方强权挟其工业革命的成果，强行闯进神州大地，最终摧毁其帝国旧秩序，从而收敛、粉碎（尽管还是难以根绝）中国人夜郎自大的傲慢心态。及至19世纪末，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时势日蹙，中国恐有沦为列强殖民地之虞。

美国是毒瘤的一部分，但有时也会释放善意。它帮助中国免遭列强瓜分殆尽的命运。美籍传教士积极投入筹建学校、医院，对四面楚歌的中国，提供美国本土渐次涌现的援助。尽管如此，美国国内尚存在另一种迥异的中国观，脱胎自“黄祸”的古老明训，即东方世界企图颠覆美国强权和美国人生活模式的大阴谋。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仍旧摆荡在着迷、怜悯和疑惧、嫌恶的两极之间。

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也历经类似的演进，从猜疑、敌视到对美国价值观的欣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中国的盟邦，两国连手抗击窃占大半个中国领土的日本。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援助中国陷入支持国民党、打击中国共产党的泥淖。当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赢得内战，他们有千百个理由疑虑、憎恨美国人。这样的情绪由中、美两军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对垒，进而上升为公开的叫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