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托尔斯泰而言，他在俄国贵族中是个异类，对贵族自由主义的观点有颇多的批评，但是他是“暴力革命”的坚决反对者，也反对“战斗的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用托尔斯泰的话说：他要在生活中寻找“一切好的、善良的东西”，而忘记一切“丑恶的东西”。他的主要论点可以用“不能以火扑灭火，以水弄干水，以恶消灭恶”。[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738页，]他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俄国文学中的果戈理时代概观》时说，作者认为，“文学是一种批判的武器”，这是作者奉献给公众的“一个臭鸡蛋”[ 121页。]；作者“恶意中伤普希金”，把美学在等级对立中庸俗化了。托尔斯泰从一开始就对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的的文学评论家的恶意的态度和否定的出发点感到不快，认为双方对待文学的定位、对自己使命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回应说，“两个对抗阶级集团代表人物所捍卫的不同思想倾向”，同样会反映在美学上，美学是有阶级性的，美在各个阶级那里是各不相同的，不同的阶级绝对不可能有统一的审美情趣，人的每一个行动都贯穿着人的本性的一切追求。康德把艺术称为游戏是完全正确的，贵族文学宠爱的人物，所谓最优秀分子，不过是些“多余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新人的榜样”。他们的美学充其量是“老爷式”的个人欲望追逐，这种“个别等级的利益与全民族的利益相抵触”的美学，“以损害别人的利益求得自己利益”的人的美学怎么能和我们相同呢？这种“美学是死科学”，“对那些只能把无力、绝望和懒惰传染给我们的人，我们为什么不仇恨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18-19世纪的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370-371页、463页。]对于这种极端的“阶级斗争美学”，后来连马克思主义大家普列汉诺夫都评论说，“我们不想否认，作为60年代文学批评基础的、主要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制定的那些原则，在极度的发展中可能导致极为片面的结论。”[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401页]

他们在美学立场上的分歧实际上就是社会立场不同在文学领域的表现。车尔尼雪夫斯基承认自己“是一个不高明的作家，我的文字生活的价值完全是另一种，这种价值在于我是一个有力的思想家”。[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2.М.,1939-1953ггс.123.]诚如后来普列汉诺夫指出的：车氏与托翁“两个作家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受教育，在自己的艺术活动中给自己提出了全然不同的任务，一个对美学比对问题有更大的兴趣，另一个社会兴趣胜过了文学兴趣”。[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6-7页。]

对车氏反感的不止托翁一人。在这些属于“贵族知识分子”的“大作家们”看来，《现代人》已经成为一份虚无主义的杂志，已经超越了杂志的职能。于是这几个人便从不同的角度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批评，希望他能够悬崖勒马，改变这种“危险倾向”，回到文学的话语中来。《现代人》编辑部的德鲁日宁（1824-1864年）是50-60年代“纯艺术论”的倡导者，他是最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他与车氏之间既有人事、利益的纠葛，也有办刊方针和价值观取向的差异。在德、车二人的矛盾中，贵族作家都是偏袒前者的。托尔斯泰把德鲁日宁称为“我们一伙”，在1856年托尔斯泰在与德鲁日宁的通信的中两人相互诉说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不成体统的隐忍”，托尔斯泰说，为此事“整个夏天都让我恶心”，他们已经着手另搞一摊，准备把《读者文库》盘下来，另办一个与《现代人》杂志风格完全不同、“一本带评论文章的纯文学的杂志，来有力地对抗当前存在的种种狂暴和不成体统”。[ 苏·阿·罗札诺娃：《思想通信》上册，文学艺术出版社……年，266页。]最后德鲁日宁愤然辞职，托尔斯泰1856年6月怒气冲冲地给涅克拉索夫写了一封信，表示对《现代人》杂志让德鲁日宁离开的做法极为不满，还说他非常不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人，“在我们批评界，甚至在文学界，也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为人愤慨、易怒、毒辣是一件很可爱的事，而我却认为这是极坏的，因为一个易怒、毒辣的人是不正常的”。[ 《托尔斯泰全集》第60卷，75页。转引自贝奇科夫：《托尔斯泰评传》吴钧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1页。]他认为杂志被车氏把持以后，“《现代人》杂志社真令人厌恶”。[ 《托尔斯泰全集》第47卷，98页。转引自贝奇科夫：《托尔斯泰评传》吴钧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3页。]并指责涅克拉索夫说，“您从我们联盟中放走了德鲁日宁，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后来科尔巴辛对屠格涅夫说，托尔斯泰对车氏有“切齿的痛恨”，而且对他这位《现代人》的主编毫无信心。[ 《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杂志》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296页，转引自贝奇科夫：《托尔斯泰评传》吴钧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3页。]但是同属“平民知识分子”的涅克拉索夫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最终的天平倾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德鲁日宁、鲍特金、安年科夫等一些贵族知识分子离开了杂志。为此托尔斯泰表示不再为杂志撰稿。“大作家们”同情托翁，他们都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矛盾，对他把鼓动下层造反作为办刊方针很有看法。车、杜等人则认为这是贵族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他们是用对人民虚情假意的欺骗和高谈自由的华丽言词来帮助这个政权。

1859年托尔斯泰与《现代人》杂志完全决裂。1860-1861年，他利用第二次出国的机会，到伦敦看望了赫尔岑。这时的赫尔岑政治态度日趋激进，可以说在观点上更接近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而不是托尔斯泰，然而在人际关系上却相反，尽管托尔斯泰也不同意赫尔岑的革命纲领，但是这两人交往的相互感觉就要比托尔斯泰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交往愉快太多了。托尔斯泰说“我们像老相识一样大谈起来，我以后在任何人身上都没有再遇见这种思想上的深刻性与锋芒的罕见的统一”。[ 《托尔斯泰全集》第86卷，121-122页，89。Тольский Л. Н. 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1939.Т.86.с121-122.]两人争论归争论，朋友仍是好朋友。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都特别倾向于“人民”（其实指俄国农民），但倾向的方式完全相反。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对革命式的改变现实的看法抱着深刻的否定态度，他认为与自然法则完全吻合条件下生活的人是最纯真而无虚伪的人，知识分子不但不能教导农民，还应该向农民学习。整天想向农民灌输什么恰恰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老爷”做派。而号称“人民之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经常表现的像“人民之父”，认为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教育人民，向他们传播“先进思想”，“代表”人民的利益，“组织人民”起来革命。因此车氏批判托尔斯泰，说他的各种主张是彼此矛盾的，甚至说托尔斯泰的教育观点中具有反动的特色。在车氏看来，托尔斯泰既为自己的贵族地位和养尊处优的生活感到羞愧，一直想过一种真正劳动者的生活，希望底层人民能够接纳他，同时又极端排斥自认为“人民代言人”的激进主义，两个阶级之间的张力让他无所选择，因此只好走向神性，呼唤“天国在你心中”[ 参阅托尔斯泰：《天国在你心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而天然“代表人民”的车氏则相反地成为无神论的“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成为“僧侣子弟反宗教”的代表人物。

《前夜》评论事件与“两种知识分子”的决裂

在众多“大作家”选择离开《现代人》杂志时，屠格涅夫又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再一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屠格涅夫（1818-1883）贵族家庭出身，父亲是一个退役上校，他的童年是在贵族庄园度过的，那是一种“贵族式的、散漫的、自由自在的琐碎的生活，这种生活通常少不了家庭保姆和来自瑞士和德国的教师”。[ 《屠格涅夫自传》朱宪生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2-3页。]1833年不足15岁的屠格涅夫进入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学习，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1837年毕业，第二年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古典哲学，结识了斯坦凯维奇，又和尚未从事革命活动的巴枯宁是室友。4年后屠格涅夫回国在内务大臣办公室公职，1843年因不满官场而退职，开始文学生涯。他在《现代人》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以《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猎人笔记》为他引来很大的声誉，也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852年8月12日教育大臣给沙皇的条陈中说，屠格涅夫的“大部分作品带有污辱地主的绝对倾向，”他甚至请求沙皇撤销书刊检察官利沃夫公爵的职位，因为后者竟然批准这种违禁作品问世。不久屠格涅夫就以“不服从并违反书刊检查条例”为名被关押一个月，其后离开首都被流放回他的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