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他成为一个著名的“贵族持不同政见者”。1853年屠格涅夫获准回到彼得堡，《现代人》杂志社为他的解禁还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此后他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最著名的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屠格涅夫“反对农奴制，赞成解放农奴”的思想日益凸显，但他是“革命的反对者”，其政治理念与同时代的平民思想家存在着分歧。双方分道扬镳是不可避免的。

杜勃罗留波夫对屠格涅夫小说《前夜》的解读是引起双方决裂的导火线。1860年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第3期上发表名为“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的文章，对《前夜》作了自己的详细导读，他认为原先那些思想先进的人物现在已经不具有往日的鼓动性，罗亭所宣扬的进步思想已成为俄国社会的共识，不足为奇了。他挑明《前夜》指的就是“革命的前夜”，预示着俄国式的英萨洛夫们很快就会出现，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

《前夜》就是“革命前夜”，屠格涅夫号召大家不再做罗亭，而去做挺身而出的英萨洛夫，拿起枪杆干革命，作家的本义是这样的吗？今天看来，不能说这种解读全无根据。屠格涅夫对现实的愤懑已经很强烈，潜意识里希望英萨洛夫式革命家的出现，这应该是很清楚的。

问题是屠格涅夫本人不想当英萨洛夫，不愿被人推上振臂一呼号召革命的角色。而杜勃罗留波夫这种“挑明”了的解读，把从流放中“解禁”回到彼得堡文坛的作家又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往好里说是在给屠格涅夫“捧场”，往坏里说也等于提醒秘密警察注意屠格涅夫的“政治倾向”。屠格涅夫十分尴尬，小杜以为是捧场，在他看来却犹如告密。迫不得已他发表声明，说他本人不赞成该文作者的解读，尤其是不赞成对英萨洛夫“过度偏离原意”的“自我理解”，小说本意并没有评论者附加的那些引申。

没想到，这样的表白引起了《现代人》杂志日益激进的读者群里的一片喝“倒彩”声：想让别人革命，自己却不出头？敢想不敢为，有贼心没贼胆，这就是贵族的虚伪和怯懦啊！

与当年别林斯基的孤军奋战不同的是，现在的文坛已经是60年代人的天下了。近代俄罗斯文艺批评的主流始终带有为民请命的正义色彩。但到了这时，文学批判已经变成了批判文学，写作日益成为表达正义的直接手段。作家不仅靠文字来控诉专制和黑暗，而且要求创作本身就是区分正义和邪恶、黑暗与光明的行动。这样一种发展其积极的一面是：比起过去那种悲天悯人但却无能为力的正义呼唤，如今的文学家威胁要举起正义之剑，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

而消极的一面是：你自己勇敢诚然可敬，逼迫别人勇敢就有点过分，有点做作，甚至有点危险了。杜勃罗留波夫想当英萨洛夫是好样的，但你让屠格涅夫去当英萨洛夫就不合适。屠格涅夫希望出现英萨洛夫但自己只能当罗亭，你可以认为他不够勇敢，但是他有这个权利。而“杜粉”、“车粉”们群起攻击他，逼他非做英萨洛夫不可。此风大长的后果，我们后来都可以看到。而当时这种建立在唯物主义、理性主义思想上的“文学暴力”，一直延续到1909年的《路标》之后，才得到部分扭转。

《前夜》事件的后果无疑大大地损伤了作家的形象。于是关于《前夜》的评论最后导致了作家与《现代人》杂志的决裂。这实际上也就是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的决裂。本来屠格涅夫因个性强烈在文坛树敌不少，但是以往这些恩恩怨怨都是可以化解的。他与赫尔岑曾经有过私人恩怨，1867年他主动与赫尔岑和解，他说，“您已经过了55岁了，明年我也满50岁，这个年龄是和解的年龄”，“我们是最后的莫希干人，渐入老境、相继凋零，我们应该守望相助彼此扶持才好”。1877年他又与涅克拉索握手言和。但他就是不与平民知识分子和解。屠格涅夫的贵族自由派思想与平民激进主义有很大的差别。屠格涅夫这样解释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善于自我批评，善于隐身幕后，更因为他不急于以己见束缚读者，不急于说教，不急切使人改变观念”。[ 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台湾联经出版事务公司1987年，344页。]事已至此，双方的合作“缘分”已尽，几位大文豪都选择了离开《现代人》，纷纷脱离了这个被认为具有“偏执狂”的杂志。而在《现代人》杂志社事件之后，平民知识分子明确表达说，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2分册，三联书店1959年，28页。]

俄国版“理想主义的猪”与“现实主义的狼”

俄国思想界就此分裂成两个相互敌视、对抗的力量。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和平民出身的民主主义者已经很难在一个“战壕”里同处下去了。当时的社会情绪，尤其是俄国“文学青年”们的情绪无疑是偏向于车、杜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他们无疑更喜欢敢做敢为的人，更喜欢为穷人打抱不平的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贵族良心”已经显得与时代精神不合拍了。由于贵族在农奴制改革问题上本来就“理亏”，当时新生代人以“文明的人和不纯洁的良心”来指责贵族的动机。《现代人》的激进与日益倾向暴力革命，与主张非暴力君主立宪的温和反对派大作家们已经不可调和。随着贵族自由派中那些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为人和办刊方针不满的作家相继离开《现代人》杂志，杜勃罗留波夫更加大了对他们的抨击，把那些文豪叫做“一群退出战斗的妥协者”。1860年屠格涅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次文学朗诵会上公开冲突，车氏认为屠格涅夫是借小说人物巴扎罗夫把对杜勃罗留波夫的仇恨公开表露，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屠格涅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喊道：“你是一条蛇，而杜勃罗留波夫是一条眼镜蛇”。[ 参阅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109页。]屠格涅夫希望涅克拉索夫不要刊登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他写了一个只有两句话的便签：任你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拒绝了老朋友的要求，屠格涅夫就再也没有回到《现代人》的圈子里来。

而《现代人》杂志社1862年就几位文豪的离去发了一个通告。与车主编站在一起的，是一批崭露头角年轻的大学生和“愤慨”的平民思想家，他们不受贵族思想家的掣肘，杂志的风格更加激进化了。

最近我国的网络青年热衷于讨论“理想主义的猪”与“现实主义的狼”，据说是出自一部电影《婚巢》，其中的女主角追求理想主义的崇高爱情而甘愿降低物质期望（做“猪”），男主角则重视现实的富裕生活和物质享受而玩命地去挣钱（做“狼”）。有趣的是，当年俄国也发生了这样一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猪”与“狼”的讨论。但这四个概念却与今天所说的完全错位。当时贵族知识分子标榜“理想主义”，面对糟糕的现实他们要求从我做起，完善自身道德，少去谴责他人，多作自我忏悔，以追求灵魂的高尚和良心的安宁。但是他们这种姿态被一些激进青年指责为懦弱，说他们不敢与强权抗争。陀斯妥耶夫斯基因而也自嘲为“猪”，他说：“我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我们现实主义的作家和批评家完全不同，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М.,1987.с343.]而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其实是指激进的批判现实主义，它恰恰强调的是直面黑暗现实，勇于以行动来与当局抗争，直到进行暴力革命，因而被喻为好斗之“狼”。由于他们的职业分野也有“吃素的文学家”和“开荤的评论家”之区别，而平民知识分子对贵族知识分子的谴责与攻击，则被喻为“狼入猪群”。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当时俄国思想界如下的“两分法”：

“贵族知识分子” “平民知识分子”

“40年代人” “60年代人”

“自由派” “民主派（或曰革命民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