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天，否极泰来。1910年春，一个叫唐国华的朋友，请胡适、林恕几位朋友，到四马路湖北路的迎春坊吃酒后，又到一处去“打茶围”。夜深时分，胡适因明天还要到华童公学教课，独自一人雇人力车先走了。众人不知，彼时胡适已经大醉，归途已不省人事。对此事，胡适在日记中有详述：等胡适醒来，已是“头面皆泥”地躲在租界的巡捕房监狱里。原来，车夫见其大醉，“遂相欺凌，推予堕车，乃取予马褂帽子而去”。胡适“遂手执一履踽踽独行。至文监师路文昌阁左近，遇一巡捕”，问答几句，“予遽以手中皮鞋力批其颊”。其巡捕与之相搏，力吹警笛。后巡警叫来一辆马车，与两车夫制服胡适，送到捕房。问清情况后，罚了五元钱，算作是给那个被打的巡警养伤治病的赔偿。

走出巡捕房，彻底觉醒的胡适，立即辞去华童公学的教职，“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后在《四十自述》说：“我没掉一滴眼泪，但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从此立定心志，闭门读书。开始为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考试做准备。

是年6月，在二哥胡绍之的陪同下，到北京应考。7月下旬，考试国文，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后来胡适自称是“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结果竟然得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排名第十。第二场考各种科学，“考得很不得意”，得了第五十五名。录取时，“接近榜尾了”，但所幸被录取了。

8月16日，胡适从上海乘海轮远赴美国，穿越太平洋进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

此次再次到上海，胡适的重要工作，是重振新月社。1923年，新月社成立于北京松树胡同。它不是纯文艺社团，只是部分名流学者的俱乐部，主要人物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西滢、林徽因等。新月，是徐志摩袭用泰戈尔《新月集》而来。按徐志摩解释，“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稍后，闻一多、余上杭等也参加新月社活动。新月社成员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做出过贡献，产生过影响。

1926年后，随着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相继出国，新月社活动暂告停止。胡适此番到上海，新月社老骨干再次围簇在胡适周围。徐志摩、梁实秋办的新月书店开业，推胡适为董事。又办起《新月》月刊、《诗刊》季刊，并准备筹办一个政治性《平论》周刊。

6月，胡适被选为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8月，受聘为光华大学教授。

几乎与鲁迅收讫大学院聘书和当月三百大洋薪金同时，胡适于10月24日致信蔡元培，请辞“大学委员会委员”（酬金也很丰厚）之职，原因是，不能同意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方针。此前，胡适曾向蔡元培院长“坚辞两次，终以先生苦留，故不敢坚持”（《致蔡元培》）。为胡适坚辞之事，“被吴稚晖先生指为‘反革命’，亦不与计较”（《胡适来往书信选》）。但从此胡适不再列席有关会议，对吴稚晖等人“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坚决反对。并云：

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

胡适到上海后，看到国民党治下的上海街头，贴满“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等标语，听到口号满天飞，针对其宣传过于泛滥，便写《名教》痛下针砭：“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文章告诫：“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但胡适当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还存有幻想，这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时，他应邀前往观礼。这符合胡适当时的思想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