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三弟周建人，在鲁迅到上海定居时，已在上海工作居住了四年。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1906年，鲁迅回绍兴娶了朱安之后，新婚第四天，重返日本。那时周作人已爱上了一个日本平民家庭出身的姑娘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原本是周家兄弟和另外三个留日学生聘的女佣。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细心照顾，消弭了家庭出身、才学、容貌的羁绊。1909年3月18日，他们二人在当地注册结婚。周作人把羽太信子带回绍兴后不久，又应信子的要求，赶到上海将他的小姨子芳子和小舅子重久接到绍兴。

那年芳子十五岁，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二十四岁。在一个院里住，一个锅里吃，日久生情，无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人就结成秦晋之好。绍兴城里，居然发生了一对绍兴亲兄弟娶了一对日本姐妹花这样的事情。

1919年，周家卖了绍兴祖宅在北京八道湾买房，修葺一新后，周家搬到北京，其乐融融地过起舒适、安逸、富足、体面的日子。

芳子与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于周建人独自离开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开始芳子以身怀六甲为由，不随丈夫到上海。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亲，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过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愿离开姐姐的细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过一切由自己操办的苦日子，仍不答应丈夫的请求。等兄弟反目，鲁迅搬出八道湾在西三条另购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亲。鲁迅搬出已显空落的八道湾，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儿还寄人篱下，由二哥二嫂照顾。过丈夫出门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儿在膝前打闹，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简单：中国不是有句古诗吗，只要两情相悦，又何必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于是说，夫婿，我从日本搬到绍兴，又从绍兴换到北京，如今再让我去上海，我不愿折腾了，有婆婆照顾，有姐姐、姐夫帮助陪伴，这样的日子挺好。

周建人只好孤身一人登上经由天津去往上海的火车。望着车窗外夏日里无尽的绿色庄稼，他陷入无尽的烦恼。自己怀着万丈豪情和一腔自尊，到上海闯天地，开始是何等艰辛和孤独。自己能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虽称心如意，但初到大上海，需要租房、吃饭，未上班，是领不到薪水的。兄长给的盘缠、母亲塞的私房钱，不足以支撑生活。在他已感拮据的时候，想起了章锡琛，是绍兴老乡，又是大哥在绍兴山会师范学堂教书时的学生。他正在上海主编一本《妇女杂志》。

章锡琛见周建人来找，听到乡音，他很高兴，爽快地邀请师长的弟弟住到自己在宝山路宝山里的家里去，并一起编《妇女杂志》。这对周建人来讲，不啻雪中送炭。

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是位深谙经营、善于管理的专家，上海最早引进外国考勤机的人，就是他。不分亲疏、不管级别，在考勤机面前，人人平等，奖金的发放扣除，一切凭记录。这也养成商务印书馆的好风气。

周建人比起二位兄长，原本就老实乖巧，工作时当然不敢懈怠。他在商务印书馆里是年轻后生，级别最低者之一。每到发薪水，拿到六十元钱，就很高兴，自己留下少许零花钱，大头寄给北京的家用，一小部分寄给芳子零用。自己生活工作苦点儿，没什么，但那漫漫长夜里，寂寞是怎样啃食着一个只身在外的孤独的灵魂啊……

回到上海，繁忙的工作淹没了周建人的烦躁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