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1928年结束近两年的法国之旅，回到上海的。

这年8月完成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于次年1月4日刊载于《小说月报》，开始用“巴金”笔名。

《灭亡》是巴金在旅法时构思并完成的。二十三岁的巴金，在1927年1月登上赴法邮轮，在途中写了《海行杂记》，2月19日在巴黎靠岸，住进拉丁区一家小旅馆。夏天，肺病复发，从巴黎东移居沙多·吉里镇，寄宿在拉封丹中学。

巴金是在“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法宣泄，好像落在无边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法安放”（《文学生活五十年》）的心境下，去往法国的。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无论是深夜听着巴黎圣母院悲哀的钟声，还是在阳光照不到的小屋看书，他都感到孤独寂寞。

离小旅馆不远，是先贤祠，他每天都要经过。在阴雨的黄昏，他站在卢梭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着自己的绝望和痛苦。夜晚凭窗凝望夜空的寒星，往昔的许多经历、见闻便在记忆中复活，在心头萦绕：

五岁随母亲到父亲任知县的川北广元，在那里母亲教他读《白香词谱》。辛亥革命爆发前父亲辞官，举家回成都，几年后母亲、父亲相继去世。五四运动爆发，同兄弟姐妹读《新青年》，受其影响，给陈独秀写信。十六岁，祖父作古，自家那个封建、腐朽、堕落、钩心斗角，以暴戾行径摧残年轻人的大家庭，随之瓦解。十九岁同三哥到上海，进南洋中学读书。不久，到南京，入东南大学附中。彼时，已发表论文、随笔、诗歌多篇。接着，他经历了五卅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叛变革命、新军阀取代旧军阀将翘首以待革命胜利的广大民众推向痛苦深渊。不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拯救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工人樊塞蒂免受死刑的活动，最后樊塞蒂仍被处死……

沉重的回忆，特别是被巴金奉为“先生”的樊塞蒂之死，让巴金感到极度的震惊和愤懑，为了留下那些沉重的记忆，也为了发泄世事重大变故的激情，他决定并开始用小说来表达。他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说：

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

1927年旅法期间，完成了《灭亡》的前四章。在美国旧金山《平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赞美李大钊的文章《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另发了三篇抨击国民党的文章——《理想是杀得死的吗？》《无政府主义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运动》和《反共与反动》。该年8月，巴金积极参加营救樊塞蒂的斗争。他曾给关在死牢里的樊塞蒂写过一封长信。不久，樊塞蒂从死牢中给巴金回了信，这位意大利工人在信中劝他：“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读完信，巴金泪流满面却极兴奋地说，“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着生活的勇气了”（《巴金文集》第七卷269页）。意大利工人给了巴金如此深刻的印象。他在许多文章中曾提到樊塞蒂，而且自己把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倾注在《灭亡》中。

自巴金小说处女作《灭亡》问世，文坛开始关注巴金，有评论他作品的文章出现。

从一开始，人们便以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位1928年出现的，后来成为新文学重要作家的巴金，作了或褒或贬、时毁时誉、相互矛盾对立的评价。这在现代作家评论中，实为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