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化民成俗

在中国古代，教育不仅是识字率和普及知识的问题。从儒家的理念来说，它是一种道德伦理教化的过程。唐代的官学分为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其主要区别在于学生的入学资格，学生父祖官位高低不同，进入的学校就可能不同。宋代的官学教育和唐代比较起来，最突出的特点是学生的身份背景被充分淡化了。

宋代的书院，是对于官方学校的补充。书院是普及文化的场所，也是理学群体实现其学术传统延续性、加强团体凝聚力的活动中心。理学家主持的书院，提倡独立于选士、取士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

除了官学和书院以外，还有很多民间的教育形式。北宋时，人们就注意到，即便是身份微乎其微的“负担之夫”，艰难谋生的下层百姓，也要每日积攒一二文钱，让他儿子将来能有机会入学。南宋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曾经多次参加科考不中第。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说今年要“聚二三十个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一边教书谋生，一边准备再考。在宋代，科举落第者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成为乡里文化的普及者，基层社会活动的组织者。

村学、家塾等私学分布的时间、空间及其教学层次和灵活度，显然不是官办的州县学校以及书院所能比拟的。陆游在他的《秋日郊居》一诗中介绍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蒙学的作用不仅是教儿童识字，最关键的是把儒家的理念、价值观、核心思想变成现实的社会规范，渗透到民间，传达到百姓中去。所以蒙学关系到中国传统价值的凝聚力和普及程度。从宋代到明清，民间教育奠定了中国文化广大而深厚的基础。官方“晓谕”百姓，也会借助于比较浅易的文字，将国家政令等等传达给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