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大夫政治和文官制度

（一）科举制度和新型士人的成长

宋代的士人很多都是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到官僚体系里面的。科举制度历经若干朝代（605—1905），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1300年之久。经统计，在历朝历代里面，宋代的年均取士人数独占鳌头。宋代科举取消了以往对于举子的身份限制，“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

考试制度的严密，促成了相对公平与开放。一些出身清贫的“寒俊”得以脱颖而出，登上了宋代的政治舞台。

吕文穆公讳蒙正，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涉院土室中，与温仲舒读书……后状元及第，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书。公在龙门时，一日行伊水上，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食之。后作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瓜”为名，不忘贫贱之义也。

——《邵氏闻见录》卷八

范仲淹“断虀画粥”：

公生二岁而孤。少与刘某上长白僧舍修学，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数十茎……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

这些出身贫寒的新型士人登上政治舞台后，以天下为己任，学术思潮丕然一变，自觉意识空前成熟。在他们心目中，“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宋史全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成为一代优秀才俊集体性的抱负与追求。

（二）权力制衡与信息沟通

宋代君主集权、忠君观念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之中，与此同时，对于君权的限制因素也在增强。这两种趋势构成一种张力。就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的政治理念而言：一、致力于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名分井然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二、为保证理想秩序的建立，必须“致其君为尧舜之君”。所以当时的君臣之间的关系，既有集权的一面，同时也有制衡的一面。

宋代实行“两府制”。所谓“两府（二府）”，一是负责行政民政事务的中书门下，一是负责军政事务的枢密院，两府的首长就是当时的宰相和执政，二者合在一起叫做“宰执”。两府之外，还有负责财政事务的三司、负责监察事务的御史台与谏院（二者合称“台谏”）。这些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遇重大事件要与皇帝直接讨论，这种讨论决策的机制就称为“御前会议”。北宋前期的中央机构，基本上不是层级很深的金字塔式结构，而是一种相对扁平的层级结构。

文书是信息与政令的载体。从图示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政令文书的流转方式。宋人有一说法，“事无巨细，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宋朝诸臣奏议》），也就是说，皇帝的意愿，如果没有经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讨论，可能不被视为“圣旨”，下面的执行部门有权提请复奏。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种制约。在这一流程中，负责草拟文件的中书舍人，负责审核文件的给事中，负责监察的御史台、谏院，都有权在政令形成、颁出、施行的不同环节提出意见。

宋代在君主、宰执（宰相与执政官员）、台谏之间，形成制衡关系。如南宋宰相杜范所说：

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与宰相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杜范《相位五事奏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