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国之初，以往曾经与太祖赵匡胤“比肩同气”的禁军统帅们，飞扬跋扈，非常骄纵。太祖深知政权更迭多由禁军统帅发动，于是在建隆二年（961）利用宴席之际，动员禁军的高级统帅交出兵权，是即所谓“杯酒释兵权”。史籍中有这样的记载：

宋太祖：“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庚午，以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

——《涑水记闻》卷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此事细节虽不一定确凿，但是禁军统帅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人都于同一天“称疾请罢”，幕后必然有所操作。这样的一种幕后操作，一方面是紧锣密鼓，另一方面又是波澜不惊。借利益交换的方式，和平转移大将兵权，在当时是代价较小的成功举措。相比于汉唐初期对于元勋功臣的处置甚至杀戮，宋初的做法显然比较理性。

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沈括曾经说：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现在已经无从核对，但它被反复传颂，至少反映出宋人的认识。宋代的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据说宋太祖曾经立有誓约（见曹勋《松隐集》）：

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

“不杀士大夫”，“不罪言事者”，是赵宋“祖宗之法”中经常被征引的内容。

以宋代士大夫的际遇与此前的唐代、此后的明代比较，可以看出其间明显的不同。《旧唐书》记载，开元年间，“监察御史蒋挺以监决杖刑稍轻，敕朝堂杖之”。官员会因执行公务不当而受到公开的杖责与羞辱。这样一种情况，到明代变得更加严重了。《明史·刑法志》有关于廷杖的记载说：

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公卿之辱，前此未有。

当时的官员每天上朝都要与家人诀别，如果晚上顺利回来，就觉得多活了一天。因为在朝堂上，说不定冒犯了皇帝，就会被当众责打，也可能当即送命。而宋代则无此类现象发生。有个例子，说：

（宋神宗时）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侯延庆《退斋笔录》

可见在宋代，士大夫相对受到礼遇，他们对国事发表意见的空间，比此前的唐朝和此后的明朝都明显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