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托马斯·曼的《一个非政治的人的反思》（1918）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该书是极为个人化的，也是托马斯·曼的政治意味最为浓烈的著作。托马斯·曼以其左派的兄弟海因里希为靶子，试图戳穿法国文明通的自负及其对民主和大众启蒙的幼稚执迷。托马斯·曼基于美学和政治的理由捍卫了德国的“精神内在性”传统。他写道，“德国的传统”在于文化、灵魂、自由、艺术，而非文明、社会、投票权和文学……同法国的理性（raison）与精神（esprit）分庭抗礼的是德国的精神内在性，这种内在性确保了德国从不将社会问题置于道德问题、内在体验之上。然而，托马斯·曼自己知晓并在后来感到懊悔的是，他的讲求原则的“非政治”立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对德国在“一战”中的目标做了事后诸葛亮式的证成，并促成了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凡尔赛和谈是一场文化战争。他写道：“这一在智识上反德国的政治精神，依其逻辑必然性在政治上也是反德国的。”

“非政治的”德国知识分子在政治舞台上一登场便一败涂地，这可不是第一回了。在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1914年8月战争爆发,乃至1933年的梦魇之际，都有许多德国的顶尖学者与作家愚蠢地、无知地投入了政治。他们或是基于悖谬的捍卫“非政治的”德国传统的理由，或是出于投身政治的冲动，但是他们对政治的路径并没有任何理解（在这方面，海德格尔是最突出的代表）。大多数人都得出了参与政治冒险是一场错误的结论，并很快返回了研究和实验室当中。

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在一系列论及德国政治和文化处境的重要论述中已经指出，从这些错误中得出的上述教训恰恰是大错特错的。自从19世纪初以来，德国的著作家就在原则上不过问政治，并习惯于生活在由古希腊和日耳曼主导的想象所构成的虚幻知识世界中，而正是这些幻想使得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将纳粹暴政看作精神和文化重生的开端。在哈贝马斯看来，唯有走下学术研究和道德修养的魔山，步入民主政治话语的平地，德国知识分子才能够对暴政的诱惑产生免疫力，如果曾经这样做了的话，他们也许已推动了开放的文化、政治公共领域的建构，这是德国所需要的。

哈贝马斯的论证看似令人信服。但是，如果他对基于脱离政治的德国亲暴政行为的批评是正确的,而阿隆对法国的盲目政治献身的批评也对，那么我们可怜的历史学家将何去何从？显然，两种解释对作为一个整体的20世纪欧洲来说都不能成立。看来，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都无法解释现代暴政的理论和实践，而知识分子社会史上的“献身”与“超脱”也都不能让我们理解问题的核心所在。这些态度和倾向都曾在欧洲史上粉墨登场，或作为直接原因，或作为直接结果，但是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说明知识分子的亲暴政思想出现的原因。到了这时候，我们的历史学家也许要绝望了，倘若他还和我们在一起的话。或许，他会思忖：这一历史问题的答案真的在历史中吗？抑或，必须到别处探寻？此种怀疑是富于启发性的，因为这或许会鼓励他从另一角度重新审视发生于柏拉图、戴奥尼素和迪恩之间的古老故事，寻找有关促成心灵沦为暴政的深层力量的线索。

关于年轻的戴奥尼素的最具深意的事实在于,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具有这一光环的第一位暴君,但当然不是最后一个。时至今日,在欧洲的左派书店的角落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到无人问津的《列宁全集》乃至《斯大林全集》，这些书是由共产主义世界的宣传机构翻译、西方的阵线组织出版的。今天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荒谬，竟然有人会觉得有必要翻阅这样的书，竟然有人写！但是，我不太相信柏拉图和迪恩会这么想。根据两人在叙拉古的言行看，他们明白戴奥尼素的求知动机与其政治上的暴政野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希望凭借改变动机而间接调节其野心。他们的努力以失败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