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际公共组织超越民主与法律的特权

精英主义以优生学抵制以人口为武器的劳苦大众

工厂人员分配、监狱改造犯人、兵营层级制度，福柯在《规训与惩罚》（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Paris, Gallimard, 1975. ）一书中将它们称为“身体的规训”（discipline des corps），也就是控制个体的手段。而对人口的控制可以说是终极手段。

一部分世界上层精英认为，威胁其权力的最大潜在因素之一就是“人口武器”（armée démographique）。大量人口可作为强有力的武器，造成食物、原材料等资源供应紧张，使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消费产生竞争，同时也意味着军事上的威胁。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西方上层精英如何控制那些他们认为对自身构成威胁的对象。“人口的规训”以人口增长会对世界发展带来风险为由，表现为“计划生育”（ planning familial）、基辛格提出的“出生控制”、移民、公共健康等形式。与此同时，精英们有意忽略社会政策中财富与教育资源的再分配。为了限制人口过分增长，一些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和优生学政策，另一些国家则采取了社会政策。

优生学有时被看作是为马尔萨斯主义服务的工具。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兼英国圣公会牧师，马尔萨斯因在1798年发表《人口学原理》（Essai sur le principe de population，又译《人口论》。——译注）而成名。他认为，过多人口必然带来的后果就是贫困，这也是刹住人口增长的最大动力。马尔萨斯还说，贫困并非完全是制度或政府之过，社会本身就由所有者和劳动者共同组成，不平等是必然现象。若非如此，人口会无限制增长，超过可承受的负荷。既然“人口的繁殖总是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就绝不能冒着增加人口的风险来救济穷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数级数率增加。”为了解决人口增长总是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矛盾，马尔萨斯提出削减人口的两种办法，即“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积极抑制”是指通过瘟疫、疾病、战争等手段把人口削减下来；“道德抑制”则是鼓励劳动人民独身、晚婚和不育，而富人不必如此。——译注）

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认为，物种的自然选择建立在适应性的基础上。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Galton）将达尔文创立的生物学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宣扬一种社会达尔文理论。他于1883年提出“优生”概念，希望有意识地提高人类的某些基因特征。按照他的说法，对穷人及其后代的怜悯之情，会对人类本身的正常进化产生威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倡鼓励“优等人”多生育，禁止“劣等人”生育的措施。

既然优生学中暗含选择标准，就难免会出现偏差。究竟是在反对人口过剩，还是为了提高人类遗传基因的质量，抑或是间接抵制一部分人口，这当中的差别其实很难区分。

19世纪末开始，英国国内发出一些声音，要求缺陷人群进行绝育。20世纪初，美国各州投票通过对疯子与罪犯强制绝育；盎格鲁撒克逊地区的学者们也齐聚伦敦，商讨如何抵制可能威胁白种人生存的其他族群的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