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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共组织超越民主与法律的特权(2)

精英的特权 作者:蒂埃里·布鲁克文


就在此时,美国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提出应对患有精神及遗传疾病的人实施绝育。1921年,桑格写下一篇文章,名为《论弘扬优生学与生育控制的价值所在》(《La valeur de la propagande en matière d’eugénisme et de contr.le des naissances 》)。1932年,她为一项优生学新政策辩护,具体内容关系“拥有重度遗传病因”,并持续“向其后代传递有害性征”的人群。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马尔萨斯主义和优生学反对的是“人口带来的权力”(pouvoir démographique)。朱利安·赫胥黎爵士(Sir Julian S. Huxley,1937~1944年担任优生学协会(Eugenics Society)副会长,1946~1948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1959~1962年任优生学协会会长。他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发起人之一。)曾这样说:“我觉得社会问题人群与大城市劳动者有太多共通性,他们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只是在浑浑噩噩中打发日子,忍受赤贫。他们总在接受公共基金救助,增加社会负担。更可怕的是,恶劣的生存条件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生育繁殖,贫困家庭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国家整体的平均程度。相关测试均表明,他们的智商极为低下……我想说的是,自愿绝育可能是一条出路。但还是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控制生育的新方法上,这个方法必须简单易行,比如服用避孕药,或必要时采取免疫注射。”

1974年的《基辛格报告》介绍了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的方法。基辛格称,发达国家已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大量人口的干扰,必须遏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不让“人口武器”威胁到发达国家的权力。同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在基辛格主导下发布,直到1989年,这份报告才被撤销密级。其中是这样说的:“假如我们理性地筛选出应当给予援助的对象国,那么这个筛选的标准是不是要看这些国家在控制人口方面的努力程度呢?美国是不是已经时刻准备着接受食物定量分配,以援助那些有能力或有意愿控制人口繁殖速度的国家?这当中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投入到控制本国人口的工作中来,发达国家要隐瞒维护自身权力和从发展中国家获取自然资源的真实意图。一旦泄露,可能会导致不利于人口稳定计划的强烈反弹。”

1945年,随着联合国的建立,一些生育控制论的支持者,如洛克菲勒家族,也适时找到了预防人口过剩风险的保险箱。“1945年12月10日,美国国会邀请联合国在美国设立永久总部。1946年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伦敦召开,决定接受美国的邀请。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接受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赠予的850万美元,买下了它现在总部所在地的地皮。”该机构从此常驻美国。

1913年起,洛克菲勒出资支持生育控制研究,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最大的相关私人机构。1952年,洛克菲勒三世成立“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 Council),直到今天这一委员会仍对联合国人口计划具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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