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自由的所有条件都已发生了变化：

“自由”一词的现代意义不同于它在古代具有的意义。

……它对研究古代始终是有用的，但要模仿古代却是幼稚和危险的。

——拉布莱

10.1 同名不同系

“民主”一词大约是在2400年前发明出来的。一般认为是希罗多德（Herodotus）首先说出了“民主”一词。实际上，这个词不是出现在他的原著中，而是出现在他的原著的译本中。不过，我们在希罗多德那里看到了与君主政体或寡头政体相对应的民治或多数统治的政体。从那以后，尽管它被湮没了一个十分漫长的时期，但一直是政治用语中的一员。在如此漫长的生命过程中，“民主”自然吸收了形形色色的含义，它们涉及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也涉及完全不同的理想模式。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涵与外延的用法也都发生了变化。如果不是这样，反而会令人诧异。因此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几乎没人注意到，今天的民主概念与公元前5世纪发明出来时的这个概念，即使还有什么相似之处，也只是极其微小的。我们在使用同一个名词的时候，很容易误以为是在谈论同样的或类似的事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主”，已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变迁。

古代民主被认为与城邦有着内在的共生关系。希腊城邦绝不像我们习惯于称呼的那样，是一个城市国家，因为它无论如何都不是“国家”。城邦是一个城市共同体，一个koinonía（共享团体）。修昔底德用了三个词来称呼它：ándres gar polis——众人就是城邦。很明显，politeía（完美城邦）指的是公民和城邦组织（形式）的一体化。因此，如果我们把希腊的制度说成是民主国家，那就犯了一个术语上和概念上的严重错误。

“国家”（state）源自拉丁语的过去分词status，它本身仅仅表示一种存在的条件、形势或状态（一如今天所说的社会现状）。马基雅维里第一次把“国家”具体化为一种非人格的实体，并在现代政治学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但这多少有点偶然性，并且他很少使用。在马基雅维里时代，政治形态一般仍被称为regnum（君主政权）或civitas（公民政权；在共和国时期）。其后，霍布斯常用的术语是“commonwealth”（共和国）。博丹则把中世纪的 imperium（统治权）改称为“主权”（对我们来说，这是国家的显著特征），仍然未用国家一词。这个术语获得政治承认的过程很慢，我想是因为在 Herrschaft（统治）获得某种非人格的、持久的稳定性之前，没有必要这样做。如果只是存在着一个君主和他的朝廷，那么称之为regnum（君主政权）也就够了；同样，如果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长官们也在漫步街头，与我们毗邻而居，那么把这种景象称为civitas（公民政权）也就可以了。继1589年博特罗（G. Botero）的《国家的理由》之后，在17世纪，只有那些论述国家存在之理由的文献，能够始终如一地使用“国家”一词，而且这也是因为那些文献已经注意到一个具体化的实体—所有政体的生存法则（和能力）。尽管如此，一旦“国家”作为政治术语流传开来，它和res publica（作为一个整体的、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共生关系便越来越少，同时则越来越严格地等同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命令结构（权威、权力、强制力）。

这样看来，如果古希腊人也像我们一样理解国家，那么“民主国家”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个术语矛盾。严格地说，古代民主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无国家（stateless），可以说，甚至比城邦的任何可能形式都更无国家意味。因此，关于如何建设民主国家，如何在庞大人口聚居的广阔领土上而不仅是在一个小城市里实行民主制度，古代民主制度不可能传授给我们任何知识。问题还不止这些。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区别，不单纯是地理和人口规模的不同，故需采取完全不同的途径，而且还有目标与价值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