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永远有道理。1949年，中国共产党是胜利者。于是，四、就是说胜利、战功、凯歌，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信仰共产党、崇拜共产党、讴歌共产党的高潮。这推动了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与革命事业，也客观地保护了、积存了假大空与急于求成的失误，还有横扫一切的鲁莽与违背客观规律的欲速则不达。

五、解放后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党员教育。但理念型挑战型的意识形态，一旦变成了权力的附属，味道不无变化。人们的习惯认知是，真理会受到权力的迫害，人们会为捍卫真理而与权力作殊死的斗争。人们常常不愿接受以权力为背景的强制性灌输。在组织党内学习的时候，我们这里动不动讲什么文件学习不得少于几十个小时啊什么的，这让人听着多么扫兴啊。幸好，最近的党员干部学习，增加了专业性与选择性。我们说是要建设学习型政党，我们组织干部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这太好了。与我们的使命相比，我们学到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是我们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人们会冒死追求真理，而人们不会因为听听听，听得时间长了就把自己听到的老一套的玩意儿认成真理。为了牢靠地奠定党的理论基础，我们只能开拓精神空间，勇敢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

六、我们对于共产党员的说法不要过于高耸。如我们常说共产党员是绝对不可以求官的，要官的一律不给。但我们又说，提拔干部时要注意那些少言寡语的老实人，不要让他们吃亏。这等于承认，被提拔是一件占便宜——获得风光与利益的事。谁能对被提拔的风光与利益视而不见呢？事实上，一些党员，为自己的升迁，努力活动，费尽心机，无人不知，有的人还使出不正当手段。与其强调概不要官，不如强调用人唯贤而不是唯亲。我们应该要求党员诚信、清廉、积极工作、守法、自律、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必要时能够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但我们不能吹捧共产党员个个是钢铁英雄汉，个个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徒。即使是树立已经不在人世的英雄榜样，也不宜太添油加醋，太报告文学化。

七、许多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说法现在我们还在沿用，但又说不通。人是有阶级属性的，阶级斗争是无法否认的，共产党搞阶级斗争，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同时，人不仅有阶级属性，还有国家、民族、地域、宗教、集团以及性别、种姓……的属性。人的思想也不仅仅决定于阶级出身、财产状况，性格、教育、机遇、遗传基因、生理特点都可能有重大作用。我们曾经鼓吹，前苏联利益就是国际利益，其实不然。我们曾经主张，社会主义国家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事实证明也并非如此。过去我们讲，利己是小私有者的特点，而一个不拥有私有财产的人一定是大公无私的。显然这也是一面之词。与其文艺化地鼓吹共产党员的大公无私、国际主义，不如树立国与国、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公与私、上与下、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的资源与利益配置的法律体系与关系原则，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其鼓吹圣贤标杆或责骂对方不是圣贤，不如追求公正与平衡、和谐与耐心，要追求的应该是合情合理。

八、尤其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党，绝对不可以太吹乎、太拔高、太热烈、太欢势。对敌战斗可能首先在意激情与斗志，建设则需更加注意科学与理性，注意包括细节的每一步的扎扎实实。如咱们的一个爱国党派头面人物所说，共产党的理论不可搞得太豪华。执政者，一切的许诺都要求兑现，一切的描绘都要求落实，一切原则（如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都要求身体力行、为民表率。难以做到的事情不要许愿，难以达到的标杆不要忽悠。宣扬自己本人也做不到的事情，便是自挖墙基，自毁公信力。

九、既然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然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也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就必定要多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具体利益着想，我们就必定要多考虑全民全民族，尽可能考虑全民全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尽可能不要划分他们，给他们涂上颜色，哪个红哪个白，哪个左哪个右，哪个改革哪个保守，哪个主体哪个边缘。我们不能执著于阶级身份与阶级分野、革命历史与革命资格。应该强调的是团结起来向前看。同时，我们毕竟有着英特纳雄耐尔的国际主义胸怀，有着解放全人类的目光，有着为穷苦大众说话的传统，我们必须坚决警惕我们的官僚化与以权谋私即权力寻租化。

十、对于共产党，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脱离了群众，仅仅依靠强力来维持局面。受群众拥护则党兴党强，脱离群众则党衰党亡。不是说忧患意识吗？忧什么患什么？忧的患的就是一个东西：脱离了群众，变成了少数人的“霸王别姬”。所有的井冈山传统、延安作风、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最宝贵、最须臾不可离弃的是密切联系群众。对党员进行教育，首先是切勿脱离群众的教育；对党员进行考察，首先要考察他们是否密切联系群众。对于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所谓的共产党员，应该坚决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