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彭子冈是三四十年代《大公报》的著名记者，解放后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几年，主要负责戏曲方面的采访，并由此认识了咱们国家诸多戏曲界的名人，如梅兰芳、程砚秋、萧长华、郝寿臣等。母亲不是那种亦步亦趋的梨园人，她完全是个新文化人，虽是女性，但豪爽的性格让那些被采访的名家也记忆犹深。我进入京剧院后，关于我母亲的情况，除了范老和少数人知道，对外人我从不声张。

一次，院部来了电话，告诉我说：“袁先生点名要找你。他脸色不太好看，你最近跟他接触了么？”我回答说，自己几个月前见到他一次，最近根本没见到。电话所说的“袁”就是袁世海，著名架子花演员，当时还兼任着剧院的副院长。母亲曾告诉我，她当年去郝寿臣家访问时，随侍一旁的就是郝的大弟子袁世海，他在师傅身边沏茶倒水，十分殷勤。所以，如果不是健忘的话，袁先生应该认识我母亲。但我进入剧院后，只以极普通的姿态接触过袁，他似乎不知道我母亲是谁，因此也就和和平平、随随便便“认识”了我。我认为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好。还比如著名老生李和曾，我母亲并不认识他，但与他爱人李忆兰（著名评剧演员）一起出过国，如果李忆兰不健忘的话，如果他们夫妇对此有过交流的话，二团团长李和曾也应该知道我。大约是我进入剧院三四年之后，有一次因公到李和曾家里谈公事，见到了李忆兰，她从旁主动提到我母亲，根据李和曾在一旁的样子，完全是早就知道的。李和曾说：“你一来我就听她（指其爱人）说起你，有心找你到家来玩吧，又怕别人知道了絮叨闲话，这对我没什么，对你新来乍到的，兴许反倒不好，慢待了你啊，别见怪……”我听了很感动，觉得老艺人所想完全正确。剧院人多嘴杂，有些不必要的牵扯，其实根本不必要给它发生的机会。

不几天，终于与袁见面了。是他要见我，地点在院部的一间办公室里。他脸阴沉着，问我几个月前的一件事：“城北啊，还记得我交给你的那个稿子吗？你究竟交没交给我让你转的那个编辑部？”我脑子这才“轰”地想起来—的确有这么回事，袁确实有一部回忆录性质的稿子，他知道我当时和某个编辑部的人熟，而那个编辑部的人过几天来北京，可袁马上就要出国演戏，于是随手把稿子交给了我，嘱咐我顺便“代交”就是了。实际情况是，我确实交给那个编辑部中自己的熟人，但后头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新闻几要素都说得十分肯定，并且说：“袁先生，您应该相信我，我母亲当年写您师傅的文章时，也特别赞赏了他这种诚恳的态度……”袁立刻问：“你母亲是哪位？她写过我师傅？”我根据记忆实话实说，袁立刻改变脸色：“城北，有这事你咋不早说？当时我在场，我还给你母亲沏过茶呢！我对她印象特深，今天咱们这话就说到这儿，我回去做进一步的调查。放心，你做到这一步就没你的事了。可我那部稿子中的许多细节，却被另一个想写我传记的人剽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