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仔细读完书中《经济闭关自守能撑多久》《有用的战争》与《扩大内需是日本经济成长的关键？》这三则耐人寻味的故事,曾经熟悉的历史定然能向你展示全然陌生的面孔。美国在1807年到1809年间由于采取贸易禁运政策而造成国民生产总值高达5%的损失,这和历史上其他许多同样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一样都说明,闭关自守的代价很高,片板不准下海、禁绝海外关系、自我封闭的锁国政策都只是不智之举。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奇迹常常被用作重视对外贸易、使出口成为经济成长引擎的最好例证,30年来中国急迫剧变的时代经验更是使我们对自己开放的姿态与面向毫不怀疑。但赖教授用历史数据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日本战后的奇迹一点也不能说是虚饰的神话与侥幸的胜出,而是以明治维新起在人才储备、教育体系、生产与设计能力、金融体系、社会基础诸方面长期深耕、扎根准备为必要前提,在“二战”后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去军事化和民主化三大改革措施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国内需求发展才是其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日本优异的出口统计数字也不过是其国内市场成功的后续影响。

我们完全应该关注这些与我们对超速成长的渴求和歌颂相悖的不协调和不一致,因为在某些曾被有意无意过滤掉的史料背后,在某些曾被或多或少修饰过的史实面前,所有长期以来在实践中被忽略掉的偏颇与失衡,所有貌似理所当然、超越常规、无懈可击的历程,理应更加触目惊心、令人警惕、催人深思。

社会科学关注的应该是人

任何一本经济学基础教科书都会告诉学生,有一种需求量与价格罕见地同方向变动的特殊商品被称为吉芬物品,这是因为英国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发现在1845年爱尔兰灾荒期间,土豆价格上升时,穷人对土豆的需求反而上升。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吉芬物品似乎仅仅是一个在逻辑上自洽却难以理解、在现实中更是无从证实的虚构概念而已。但赖教授却引述约翰·戴维斯的研究成果,指出一百年来书斋学者们忽视的两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消费者的收入已经逼近生存底线；已经没有其他任何食物可供替代。

这个饱含着生死抉择、辛酸血泪却险些沦为理论演练与思维游戏牺牲品的概念,或许正是对常常只研究“正常情况下”“理论上说”的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嘲笑：这门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学科,这些在发挥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威力的学者,该如何直面那些几乎要被时间湮没的苦难,该如何关怀那些身处饥饿、承受严寒、感受孤独的生命,该如何践行公众对自己的美好期望？要知道,社会科学关注的应该是大写的、鲜活的、个体的“人”,坚持的应该是面向现实、求索真理的勇气。

也正因如此,在关于芬兰饥荒的话题里,赖教授的寄语才如此意味深长：“中国的留美经济学人,不要以为自由经济那套‘看不见的手’学说,是超越时空的真理。……中国的物资条件与文化背景和欧美迥异,洋大人的自由经济有他们的背景与环境条件,未必适合移植。”

经济学巨匠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经济生活在永恒地变化,每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都面临那个时代的挑战。”任何涉及时间因素的经济学理论与包含了时间变量的经济学模型,严格来说都事关历史。经济学的视界中不应该仅仅有今人的位置,应该还有古人的一席之地,有关于历史的沉甸甸的在场感。《西洋经济史的趣味》之所以好看耐读、生动有趣,正是因为它并未单纯地就历史言历史、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更为深入地探讨了经济事件中体现出来的关于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秩序的历史,描绘了属于每个人的故事、能够感同身受的历史,讲述了那些我们不曾活过的时间。

（赖建诚:《西洋经济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9年2月22日B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