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曾笑称,自己阅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经济学创建者理查德·波斯纳著作的速度,永远比不上波斯纳本人写作出书的速度。如果你听过这句话,就不会惊诧于波斯纳在写就《法官如何思考》一年后,又能马不停蹄地推出新著《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在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爆发一周年之际,我们能从新近出版的该书中文版里读到身为法律人的波斯纳对“当下这场经济萧条”原因的解读——“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正常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失败”,也可算是妙事一桩。

波斯纳的“反动”与暧昧

在波斯纳看来,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宽松信贷与监管放松所导致的高风险贷款和个人储蓄不足的并存。而当风险发生后,银行的破产或惜贷造成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下降,人们不得不削减消费增加储蓄,又引发了就业率和经济产出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银行产业的崩溃会筑就通往经济萧条的道路”,波斯纳的这一分析,可以说是在日益细密的学术科系分工将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分立为各自独立的领域”时,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补充与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引发经济萧条的深层原因来自人性的错误或者性格缺陷。波斯纳明确强调自己“不认为金融危机是由愚蠢、非理性、罪恶甚或无知造成的”；相反,正是大量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理性的”决策与行为,最终悲剧性地引发了整体性的经济危机。在此,波斯纳承认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与“市场失灵”,承认了信奉“自我矫正的经济循环”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学术重镇芝加哥大学一向将“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奉为圭臬,身在其中的波斯纳立场竟有这般软化、微变乃至“反动”,难怪有评论家惊呼,“相对于此书说了什么而言,更令人吃惊的是谁讲出了这些”。

有趣的是,如果我没有因为中文翻译而误解波斯纳的原意,那么他对政府或者宏观调控的态度依然暧昧不明。一方面,他认为恰恰是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的中央银行、积极开展抵押贷款业务的银行业以及对银行业的松懈监管,共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失败以及全球经济萧条,政府应当对自己没有及时识别、控制、防范市场风险负责；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是政府介入太多,而是太少”,我们未来必须更多地倚赖“一个积极和明智的政府”来强化监管与干预,防止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运行中出轨。

事实上,波斯纳书中的经济学观点同样是驳杂的、复合的。当他强调市场失灵、呼唤“更加积极和明智的政府”、鼓励政府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时,任谁都会认为这与正统凯恩斯主义理论别无二致；但当他批评“短视、消极和失策”的政府放任经济衰退演变为经济萧条时,却又隐然承袭了弗里德曼式的货币主义理论对大萧条时代紧缩银根的错误政策的批评。这或许是因为波斯纳过于简单化地用经济学的不同政策建议,尤其是对如何“向经济中注入货币”这一政策目标的具体措施,来反向理解与定义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货币主义方案是通过美联储购买债务来实现,而凯恩斯主义方案是通过财政部借款并进行赤字消费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