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后一点而言，这一趋势的出现和国民性研究对象的转向关系密切。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national character研究的对象从先前的简单、同质的原始民族转向后来的复杂、异质的现代国民，也使研究者们发现同一国民在性格方面既存在同一但也存在差异：阶级地位、教育水准、职业、经济状况以及性别和年龄特征等因素，形成了同一民族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同性格特征。为此，英格尔斯创造性地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人格特征或类型会在某一民族60%～70%的成员身上表现出来的可能性都不存在”（Inkeles,1997:16）。这一事实决定了前述“众数人格”从“单峰论”向“多峰论”的转变。也就是说，后来的研究者们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人格特征的分布并非只有一个“众数”，而是可能有几个“众数”。为此，克拉克洪研究了“地位与人格”的关系，卡迪纳研究了“种族与人格”的关系，德弗罗研究了“生活区域与人格”的关系，戴维斯研究了“阶级与人格”的关系，罗伊则研究了“职业与人格”的关系，英格尔斯更是研究了教育、工厂经验、大众传媒与现代人格的关系。他们都一致认为，只有考虑到不同的亚文化或亚社会因素的国民性概念，才适应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差异性状况。

第四，如果说早期国民性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有关不同民族的社会行为（慷慨或吝啬、侵犯与好斗等）的解释，那么，英格尔斯等国民性研究的后来者则开始关注国民性与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人们开始意识到，“不发达不只是一堆画出社会经济图像的统计指数的集合，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转自英格尔斯，1992：459）。

使人们获得上述敏悟，或者说使人们将性格特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加以考虑的动力来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在1904年撰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正是新教关于工作、禁欲、积累的新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欧美社会的发展。半个世纪以后，当心理学家麦克莱兰在《成就社会》（1961）、经济学家哈根在《论社会变迁》（1962）中论述人格因素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恪守的仍是韦伯提供的思维框架。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欲图使自己的理论不仅能够适应欧美的新教社会，也能够适应日本、苏联等非新教社会与印度、缅甸等传统社会。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英格尔斯虽然不怀疑经济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却富有远见地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经历一种国民心理和行为向现代的转变，仅仅依靠技术、经济和社会制度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换言之，社会现代化是包括国民心理现代化或曰人的现代化在内的一个全面发展过程。英格尔斯为“现代人”勾勒了十二种基本的心理特质，其中包括：准备和乐于接受新的经验、新的思想和新的行为方式，准备接受社会改革和变迁，尊重并愿意思考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和看法……无论这些特征的界定科学与否，他的论述都是富于挑战的，而且确实为现代国民性研究指出了一条现实与可能的路径。可以设想，未来的研究会在这一方向上继续埋设时代分野的界碑。

《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一书出版已经15年了，也是从20世纪的最后几年开始，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开放进一步深入，并且开始影响到中国人人格与社会心理的急速嬗变，我们将这种精神世界的嬗变称之为“中国体验”（周晓虹，2011）。在此，借撰写这篇序言的机会，希望“中国体验”的浮现与进一步的成型，也能够为国民性研究增添新的中国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