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体系的适应本章由英格尔斯、海夫曼和贝耶尔1958年所著，该文发表在《人类关系》，第11期、第1卷上。该文版权属于《人类关系》。重印得到了普莱南出版公司的版权许可。

国民性研究包括两个主要内容。第一步是确定某个国民人口或其重要分支中的众数人格模式，如果有的话。然后是第二步，研究这些众数人格与社会体系不同方面的内在关系。即使我们的理论现状能够证实这一研究领域的“理想”设计蓝图，它也仍然需要大量的研究支持，而这是我们当前力不能及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做些有限的努力。在这里呈现的调查报告中，我们研究来自苏联的一个特殊群体，即二战期间和战后“叛逃”的前俄国公民。而且，我们主要考察体制与人格复杂关系的一个方面，即我们的考察对象如何适应共产主义社会政治秩序。我们发现某些人格模式在群体中很突出，也相信能够揭示它们对于这些俄国人适应苏联社会的意义。

在哈佛大学“苏联社会体系”研究项目中，包含一个临床心理研究的子项目，考察一群苏联公民的态度和生活经历，他们在二战期间和战后背井离乡，后来又决定不再返回苏联。约3000人填写了一份相当长的调查问卷，329人接受了详细的关于生活经历的面谈。从这329人之中又挑出一些人进行临床研究。挑选的标准是面谈者看上去正常、能够合理调整自己，较为年轻，在苏联体制下生活了大部分时间，愿意接受进一步面谈和心理测试。

临床研究包括51个样本，其中41个是男性。除了几个乌克兰族之外，其他都是俄罗斯人。接近一半人在30岁以下，只有8个人超过40岁，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研究对象主要在苏联体制下成长并接受教育。其中有11人接受过4年或少于4年的最低教育，22人接受过4～8年的教育，18人进入高中或大学。这些人大部分住在城里，但如果不算那些从乡下搬到城里的人，则城市乡村大约各占一半。他们中很多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11位来自知识界的专业人员，7位军官，9位白领，16位普通产业和农业工人，5位普通士兵。与他们的职业相应，这些人中有相当高比例的苏共党员（6）或共青团员（13），这与有关苏联难民的流行看法恰恰相反。同样与流行看法大相径庭的还有，这个群体的标志性特征并非人人拥有一个不幸的家庭背景——或者被剥夺了财产，或者被政治羁押，或者遭受新政权的其他打压。只有10人属于极端不幸的范畴，15人经历了轻微的不幸。

所有苏联难民拥有一个共同点：“不满”苏联社会。临床研究的这个群体大部分是自愿“主动”逃离苏联控制的出走者，不是因为环境压力“被迫”离开。34个人从军队中开小差，或自愿跟着撤退的德国侵略军离开苏联。然而，整体上看，这个群体并不比其他难民更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他们绝大多数支持福利国家原则，包括政府所有制和国家计划经济；称赞新政体在外交和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拒绝回去的理由和其他难民十分相似：害怕秘密警察报复，因为有过先例；反对集体农庄等制度；不满生活标准低下；没有政治自由。在心理调适层面，他们看来相当准确地反映了难民整体特有的心理调适倾向。

若考虑到难民的父母身份，则被考察群体中男性占了大多数，他们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体面工作，关心政治，积极“主动”地逃离祖国。除了在性别上样本构成不成比例地以男性为主，在其他方面基本平衡，如35岁以上和以下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和从事白领工作的，住在城里的和来自乡下的，高中教育之上的和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