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权威的关系。我们考察的对象在适应苏联体系时感到困难，这很多时候来自他们期待的“好”政府和实际感受到的政府行为之间的落差。他们认可苏联领导人为国家指明了方向，这在某些方面促进了国家的长远实力和声望。他们认为苏联政府十分了解福利国家原则，证据是它实行义务教育和医疗服务。这些人也容许甚至经常肯定国家计划的必要性，他们还表扬政府主动管束公众道德，有意支持艺术发展，鼓励民间文化，以“提高文化水平”。

但是，虽然有这些优点，布尔什维克的整体统治管理风格还是使这些俄国人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总是使用“我们”—“他们”的对立组合，似乎一道深深的鸿沟隔开了统治和被统治者。“他们”是拥有权力的人，对我们做坏事，“我们”是穷苦的普通人，尽管内部有职业或收入差异，却都遭受“他们”的压迫。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斯大林（1933）曾经断言，布尔什维克如果仅仅关注“无产阶级大众的遭遇和想法”，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执政党。但我们的考察对象感受到了这种意味。他们指责苏联领导人不关心个人福利，对执行国家计划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不闻不问。在他们眼里，国家粗暴武断，领导人冷酷无情，高高在上，对民众吁求充耳不闻。国家不是坚定的领导者，是压迫者；不具有父母式的严厉，反而是粗暴的要求；不提供周到细致的支持，反而是无情贪婪的掠夺；对犯错的民众不是惩戒之后宽宥，而是责备挑剔和毫不留情的惩罚。

但这些人并非完全拒斥国家，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在很多方面并不陌生，反而具有本土特点，只可惜被夸大了。不过这种“接受”并不包括领导方式的严厉、脱离群众和形式化。它只适用于国家施加的正当但过分的压力。政府压制可以理解，但非常粗暴的话就不合法。斥责民众堕落是必要的，但没完没了地纠缠于此，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就遭人怨恨。他们期待国家监察，但痛恨监视无处不在，甚至渗入家庭、朋友、私人领域，以至人们别指望“平静”、“安静”地生活。这种拒斥之中的接受，对斯大林之后苏联的领导方式具有重要意蕴。这些俄国人认为，国家可以赢得更多支持，只要它改变很多专制集权政策的运用方式，而无须弃绝这些政策和制度。的确，观察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这些人的行为，人们不禁感到他们的领导风格比起斯大林的更适合俄国人。

上述讨论显示，许多俄国人体现的主要人格类型和倾向，与苏联社会结构的基本方面，尤其是国家行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吻合。民众的不满大多是因为真实生活中的掠夺和压抑，但由于苏联公民人格模式和领导“人格”的不一致——后者体现在领导们设立的制度、制度的施行，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环境中，这种不满被大大强化，并被抹上浓厚的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