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俄国人样本中发现的人格特征对广大俄国人群来说是众数式的，而非普遍的，那么在相应的连续体上，选择适当的切入点就能够有意义地区分亚人群。为了对样本中的个体进行普遍意义上的考察，我们从前面描述的全部性格特征中挑选了三个，理由是，它们是区分俄国人和美国人的最重要特征，而且是人格征候中相互有机关联的要素。这三个特征是：对社会联系的强烈要求，鲜明的情感活力，和完备、复杂、全面的心理防御机制的普遍缺乏。

两位临床学者根据这三个特征评定所有个案，以面谈内容和测试材料为判断基础。那些显著拥有这些特征的个案被置于“主要型”，不那么明显地归于“变异型”。这两个组一起构成一个较为同一的个案群，这些个案清晰体现了我们称之为“众数式的”性格特征。其余个案放在“剩余型”，这一组的特点是心理防御机制明显发达，情感的表达较弱，社会联系较少。这一组在三组之中相对而言最少一致性，因为其成员往往运用截然不同的防御组合，没有任何典型形式。“剩余型”成员和“变异型”成员的差异看上去比“主要型”和“变异型”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即便如此，“剩余型”也不是和其他两型全然隔绝：情感的活力和与他人的联系在某些成员身上也有体现。根据职业和受教育程度，51个个案每一个都对应相应的四个社会阶层中的一个。A组全部是专业和高级管理人员，多数拥有大学学历，D组是农民、非技术或半技术性工人，受教育不超过5年。中间两组也根据职业和教育程度划分，B组由白领工人、半专业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构成，C组由受过较好教育的熟练技术工人构成。

显然，“主要型”在较低阶层分布最多，在中间阶层变少，在较高阶层几乎没有。而“剩余型”主要分布在较高阶层，农民和普通工人中罕见。

既然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对苏联体系的独特适应方式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广泛研究的基础，我们这里仅提出一些一般看法。首先，我们想强调，亦如我们的面谈所显示的，无论较高阶层还是普通百姓都对苏联政府怀着相似的抱怨，发现政治恐怖、集体农庄等制度令人反感，认为义务教育、免费医疗等福利措施令人向往。除了这种相似的态度，我们的调查资料还显示，人格在苏联公民参与和适应社会政治体系时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体在一个阶层开放的社会中获得和/或拥有的教育—职业水平是这种参与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苏联尤其如此，专业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可避免地更深卷入国家的目标和计划，政治上参与和涉入更多，因此也面临更强的控制和监视。那些归属需要格外强烈、情感表达异常、冲动控制乏力、防御机制残缺的人，在竞争专业和管理职位时处于劣势，似乎有道理。当然不可能指望他们为苏联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奋斗或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