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意见，似乎大家都有道理，又都没有责任，这就需要教育，需要解释。

去年的政治风波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极少数人包括境外敌对势力插手是个重要原因，但大多数人被卷进去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由于前几年思想教育工作有失误，有些人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但也有一部分人对前几年我们的工作有意见。这些意见中，有些是我们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也有一些是我们教育不够、解释不够的问题。最突出的意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物价上涨有意见。物价改革没同工资挂钩。搞市场调节，允许物价上下浮动，实际上向上浮得多，而工资却动得少，尤其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的工资动得少。二是对分配不公有意见。有一些人收入高，并不是靠诚实劳动，靠合法经营，而是钻了我们工作和政策不配套的空子，赚了大钱，人们对这种“暴发户”很不服气。三是对某些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有意见。前几年，社会上的黄色书刊、“六害”等一些丑恶现象又重新抬头，群众对此很不满。四是对领导机关一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有意见。这些人对我们的工作有意见，不能说责任在他们身上，应当说在领导身上。

大家都有意见，似乎大家都有道理，又都没有责任，这就需要教育，需要解释。改革开放搞活了，工作没跟上，大家都想生活好，有些人就利用职权捞些钱，这些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有的属于行业不正之风，如都笼统地说成腐败是不合适的。

《会见日本前副首相宫泽喜一时的谈话》（1990年7月22日）

火葬场和医院这两个地方能使人受教育。

我常讲两个地方能使人受教育：一是火葬场，在那里不管是什么人，男人、女人，当官的、老百姓都一样，往火炉子里一推，一按电钮，立即变成骨灰。看到了这个情况，还有什么想不开？为些小是小非争个没完没了，有啥意思？捞那么多钱财到头来也是一把骨灰。二是医院。在那里不管什么人，一旦病倒住院，什么伟大设想、什么重要工作，都得放下。你才理解人最重要的还是身体，没有身体，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谈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问题》（1986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