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作为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主义的中国人文主义观

利玛窦在评论中国文化时，中国人也已开始比较与评论中西文化。晚明徐昌治集辑明末反西方文化——特别是反基督教文化的文章成《圣朝破邪集》，虽仍是天朝中心眼光，已经初现中西文化不同特色之端倪。如批评传教士所输入的自鸣钟、望远镜等近代技术产品：“纵巧亦何益于身心？”[转引自全汉昇《明末清初反对西洋文化的言论》，见胡晓明等编辑《释中国》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5页。]已是伦理中心观。鸦片战争后，冯桂芬的两句话，“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分阝庐抗议》），后流行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其中同样包含着对中西文化各自特性的基本认识与评价。这与日本明治维新“和魂洋才”口号相同，均表现出现代化全球扩张时代，后起现代化的民族在接受现代化的同时，以传统人文伦理价值抗衡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文化民族主义趋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文化危机的现代性取代努力，以欧洲反封建神权的人文主义为取向，但同时却引发了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梁启超、梁漱溟等人明确张扬的东方文化的人文主义，直接来源于19世纪后期新康德主义历史文化价值派的人文科学观念（详后），它尤其获得了刚才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印证。一战对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现代化及其现代性不啻是空前沉重的打击棒喝。因此，斯宾格勒（O. Spengler）《西方的没落》所说的“西方”，实质乃是以资本主义为依托的“现代”。“中国”（“东方”）“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勃兴，是对现代性矛盾刺激的反应。[据美国当代汉学家史华兹（B. Schwartz）考证“传统”这一19世纪西方范畴至19世纪末被译成中文。见史华兹著《严复与西方》，滕复等译，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9页。]代表“西方”亦即“现代”的文化遂与代表传统亦即“东方”的文化构成人类现代化—现代性危机时代的方案对比。处于西方列强压迫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比较中同时承担着为中国民族国家地位提供价值优势与正当合理性论证的使命。就此而言，这种论证乃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亦即：他们接受“器用”意义的现代化，却不接受价值立场与心性结构的现代性文化；而“民族主义”因此只是“文化”性亦即“现代性”矛盾中的一种立场。

“人文主义”成为这一东西—古今比较中文化民族主义的典型概括。

东西文化论战后继之以人生观（玄学）与科学的“科玄论战”，使中国现代人文主义性质更加明确地定位于针对唯科学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新人文主义”。同时期接受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的学衡派，不仅突出了人文主义的教化性而区别于自然人性特性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而且正是经由这一“新人文主义”观，将中国古典教化型的“人文”传统文化转化、纳入现代性的矛盾结构中。1958年问世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作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典型代表的当代新儒学纲领，其中的一个强调要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拥有提升、教化自然人欲的神圣维度，因而绝不等同于世俗人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