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a）中国古典人文精神在现代性阐释中分化为两个方向：与基督教信仰文化相区别的世俗伦理文化——它以西方文艺复兴的世俗人文主义为参照而被称为（远东）人文主义；与自然人性的科技人本主义相区别的“人文”教化主义——它以19世纪后兴起的批判科技人本主义的“新人文主义”为参照，也被称作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西方这两类人文主义构成现代性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国古典人文精神与现代中国人文主义观念同时包含了西方人文主义这两个不同阶段或不同方面的含义。这并不能全归于学术概念不清，而与现代中国社会同时身处反封建的现代化与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两个不同目标结构相关。西方历史上相继发生的两种人文主义同时成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的现实内容，因而中国现代人文主义是比西方人文主义现代性矛盾更形尖锐而复杂的现代性观念。从根本上说，中国人文主义及其与西方文化的“中西”比较，乃是中国进入现代化所发生的“古今”对立的折光形态，因而它反映的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矛盾，西方文化在此乃是参照系而已。

这一分析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大陆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潮的双重内涵：一方面，依据马克思思想来源中反封建神权的现代人性解放观，批判极左意识形态与封建传统压制人性（特别是个体人性）的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依据马克思扬弃资本主义异化的更高自由个性理想，警示与批判现代性主流观念。这后一方面不仅属于马克思人文主义更本质的方向，也迅速在90年代成为中国人文主义观念的主要内涵。1994年的“人文精神”讨论已完全是后一意义的批判。

b）中国现代人文主义对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批判，在全球化时代往往转化为东方（或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比较与批判。在这一东西（或中西）比较中，西方文化被客体化、机械化、知识化、概念化、工具化、个人化??与之对举，东方（或中国）文化被主体化、有机生命化、智慧化、直觉化、目的化、人伦集体化??因而，后者是人文主义的。然而，这一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不断重复且强化的中（东）西文化模式，却忽视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欧洲出现后的结果（因而“西方”乃是一个历史相对性的范畴），而且东方人文主义观念论者关于东方（或中国）文化的系列特性恰恰在其基本点上也为古代“西方”所拥有，并在现代性批判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则只是现代“西方”才出现（或成熟），并被“东方”在其现代化中逐渐追求的特性。因而，“东方”（或中国）与“西方”比较实质依据的是“古代”与“现代”的比较。由于全部问题的提出与争论都是以现代人在现代化与现代性矛盾中的困境为阐释背景，因而，必须将“东西”之争首先如实地还原于“古今”之争；而且，就阐释学所要求的阐释主体性而言，“古今”应优先于“东西”。

无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自“古”即有其差异特性，而且这种差异特性在今日现代性困境中属于现代性基本特性的多元性的重要形态。这种不应也无法同一化的民族文化差异性是抵抗帝国主义与种种专制主义的基本根基之一。然而，东西文化差异性只有在现代性与现代化前提背景下可能充分展开为上述对立形态。因此，将这一对立模式视为东西方古已有之，不仅不符事实，而且也对双方文化的全面发展与交流是一种错误的自我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