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寿则多辱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即将倒台的南京政府将周作人取保释放。他辗转返回北方，后经北京市法院判决，被剥夺政治权利。由于一家生活无着，周作人开始以笔名在报刊上发表小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及编著纪念鲁迅的书籍。后因其妻信子患病，医药费大增，他不得已将自己记载了68年的日记卖给国家，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上世纪50年代初直至“文革”前夕，周作人以“文化汉奸”的身份，茕茕孑立，郁郁寡欢，但尚有机会发挥其才智。195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又约他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此间，其生活单调、平淡而稳定、充实。他每天伏案翻译，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寥寥无几并同他一样潦倒的来访友人闲扯一通。其中，过从较密的主要是也拥有“文化汉奸”头衔的钱稻荪。周作人工作认真，按月向出版社交稿。而出版社按月预付给他稿费200元，1960年起，增加到400元。但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从9月起，预付给他的稿费又从400元减为200元。由于年老体衰，竟致无力握笔，他便用绳子将笔绑在手上书写。就这样，在80之时，终于完成了将希腊文《对话集》翻译成中文的夙愿。全书共20篇，计48万字。在遗嘱中他讲道：“余今年已整八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延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可见此举在其心目中的份量。此时的他已是身心疲惫、身患前列腺肿瘤的老人，自以为可以平静地告别人世，倘若在此时逝世，其一生亦可算平静。但偏偏阳寿未尽，“寿则多辱”，梦魇般的经历从天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