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周作人已是81的老人。而“文革”乍起，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业务陷于瘫痪。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当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的预支稿酬。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1966年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宅，砸烂周母牌位。8月24日，红卫兵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他住的日式“榻榻米”卧室砸得稀烂，全家被洗劫一空。周作人被赶到院子里，跪在地上接受批斗，手持皮带的红卫兵边打边审，迫他老实交待罪行，并将周作人的独生子周丰一揪来陪斗。他们将周丰一绑住双手，推倒在地，连踢带打，被打破的衣衫浸满血迹，人被打晕过去又被大雨浇醒过来，再斗再打，不让有一刻喘息的机会。一个红卫兵在拷问中，还把周丰一的手表掠取下来带在自己手上。风烛残年且向无缚鸡之力的周作人跪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吓得晕倒在地。周作人被命令只能身穿黑色布衣，上挂写着他名字的白布条，任凭人们在窗外观看和辱骂。后来，红卫兵们为了制造声势，扩大“战果”，将周作人和其他专政对象集合起来游街示众。游街时的周作人已面无人色，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更无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边呻吟边爬行。真是斯文扫地，可悲可怜。红卫兵将房子统统查封，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后身加盖的一间屋子，当晚，一批红卫兵占领此屋，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就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幸而有老保姆给他们做些简单的吃食，悄悄送来。后来天降大雨，周作人的大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乞求红卫兵。她央求说：“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 红卫兵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周作人才被允许睡在自家的浴室里。不久，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目睹老人的凄苦，实在于心不忍，就又向红卫兵求情，算是在漏雨的小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上一个铺板床，让他卧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