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完全有赖于如下考虑：某一理论命题的"精确"决定性是否能够提供"庸俗心理学"无法获得的"新"知识，这类知识对教师的具体目标而言具有某种实践价值？教师必须考虑的那些条件具有显著的"历史"性，因此概念只能达到一个相对的、适度的精确度，且仅仅限于巨大"常识"范围内的小块区域。对教师的目的而言，这也就足够了。”显然，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其目的并非构筑一种教育学上的以“想像力”为诉求对象的“心智共同体”，“直觉”或者“移情式理解”在培育狭隘且封闭的“心智共同体”方面有着本质性的作用，但对于历史学的推论性知识诉求而言，其作用无疑是毁灭性的。

科林伍德正是从历史学的纯粹“教育学”目的出发，将马克思的史学形容为一种向18世纪自然主义史学方法的“倒退”，他如此陈述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马克思所做的，是要重申18世纪历史自然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历史事件都有自然原因。毫无疑问，他是以不同的姿态重申了这一原则。他思想谱系中黑格尔的一面使得他有权去拥有"辩证"这一术语。他强烈坚持的唯物主义并不是普通的18世纪的唯物主义，那是"辩证唯物主义"。这区别并不是不重要；但也不能被夸大。辩证唯物主义仍然是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就是在变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魔术，其全部的要点就是：黑格尔已经宣布和18世纪的历史自然主义决裂了，而且除了以一种部分的方式外，确实不曾成就过，但无论如何却要求过有一部自律的历史（这是因为一部除了逻辑必然性之外不承认有任何权威的历史，便可要求自律这一称号）。马克思回到了这种要求上来，把黑格尔已经宣布从自然科学的管辖下解放出来了的历史，又一次隶属于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科林伍德的这个评论也是主导欧洲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性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那个带有自然必然性的社会形态进展公式，在科林伍德看来，无异于某种铁一般的历史进展规律，这个公式因此也将成为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打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秘密；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围绕这个公式要么形成一种宿命论的消极观念，等待历史规律的自动演变似乎必然会催生的“总体性灾变”或者一次“全面的革命”，人类将通过这种历史规律中似乎将自动出现的历史演变而进入一种集体主义的理想制度形态；另一端则是激进而充满热情的行动派，对阶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抱持一种乐观的看法和期待，表面上看这种乐观精神似乎是出自同马克思“资本论”的一种逻辑关联，呈现为一种“理论”论证，但实际上此种乐观态度只是一种对于群众革命激情的浪漫主义“直觉”，显然，从这种“直觉”向历史性的推论知识和逻辑分析转变，所需要的并不是马克思素有的那种严密的科学论证，而是一种“信仰的飞跃”。无论是信从改良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纯粹依照官僚体系运作的英格兰工党，究其根源，莫不与上述两种态度有着根本性的关联。这两种态度既与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无关，而且更致命地威胁到历史的自律性，将人同历史和知识分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