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24日，北京前门火车站人群如潮，人们在等待一位已不在位的总统，尽管他仅仅做过4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但人们仍然愿意以欢呼和掌声对他致以敬意。

下午5时30分，礼炮声声，欢快的乐曲中稚嫩的童声唱起了欢迎的歌儿。当孙中山出现的时候，掌声雷动，人们拼命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和帽子。孙中山坐上袁世凯金碧辉煌的朱漆金轮马车，由30位骑兵开路，从正阳门直入外交部街迎宾楼。当晚即与袁世凯会晤。20多天里，他们会晤达10余次。9月16日，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共同制定《政治纲领》，为民国的建国方案。

纲领一定，孙中山和黄兴认为中国必兴，他俩兴冲冲地南下履行对共和国的使命。孙中山雄心勃勃地要为中国建设20万里铁路；黄兴则回到南京，解散了南方数十万部队之后，解甲归田。

中国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人们期盼着国家的富强和生活的美好。然而，共和的天空下阴云密布，封建余脉仍在人心盘桓，无尽的野心和权欲搅得神州大地周天寒彻，将中国卷入了新的危机和乱局。

乱局如麻，希望如何破茧而出？

（四）五四运动：新青年放声高歌

1917年，此时的世界时局很令中国人高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派出20万华工参战的中国成了战胜国。中国人为这一胜利而欢欣鼓舞。

1918年11月18日，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阅兵式庆祝胜利。

人们将“克林德碑”拆除，改建为“公理战胜”牌楼。一时之间，“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的呼声拨动着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人们希望可以用战胜国的身份从列强手中收回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与英、法、美并驾齐驱了”。

1919年1月，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了7项要求，希望撤退外国军队、归还租借地和租界，后来在民众压力下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的陈述书。

然而，在那个时代，公理并没有向中国人民招手，胜利与弱国无关。中国人民的希望变成了失望。真正的胜利者是美国和日本。

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同时拒绝取消“二十一条”。巴黎和会给中国的只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德国从中国抢走的天文仪器。

5月1日，上海《大陆报》登载了一个消息：“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中国被怒火点燃了。

5月3日晚，北大礼堂内挤满了青年学生，有人以血书写四个大字：“还我青岛。”不少人还写下了遗嘱。他们相约第二天举行示威，以表达愤慨。

5月4日，下午1点，天安门金水桥前汇集着来自北京各高校的青年学生，金水桥对面飘扬着血书“还我青岛”，旁边还有一副对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随后，学生开始游行示威，2万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出现在北京街头，上面赫然醒目的几行大字：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悲怆的呼号回荡在中国大地。五四运动爆发了。

当天就有32名学生被捕，却因此引起人们更大的不满。各地群众风起响应，从学生罢课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其他群众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种社会力量直接行动起来干预政治，在亿万顺民中突然爆发出强大的愤怒，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人数超过2万人。几天后达到五六万人，使海陆交通为之中断，举凡运输、印刷、钢铁、纱厂、土木、车夫全部罢工，甚至连娱乐场所也都停业。

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强调“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政府”，结果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周恩来率天津学生赴北京请愿……

这是一个时代的呼声，也是古老中国对中国青年的呼声。

在法国巴黎，面对北洋政府同意签字的命令，中国代表团也在激烈地辩论。时年30岁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说：“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夫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5位全权代表中3人反对签字。

6月28日，在《巴黎和约》的签字现场，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空无一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此时的顾维钧正乘坐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用自己的方式表示了愤怒。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觉醒，但整个政治局面依然一片黑暗。“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使人们感到紧迫，也使人们感到迷茫。

就在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的几天后，苏俄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将废除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欧洲，尤其是苏俄的现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探索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