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严重的是，“官倒”一度到了无需掩饰、堂而皇之的地步。接到群众来信下去采访的吴思，碰到的是这样的情况：

那些我以为应该掩藏起来的类似贼赃的条子，居然都保存完好，就像机关衙门里的公文档案，内部人似乎也没有见不得人的担心——你想看吗？请吧，这有一大摞呢。而且，哪一层可以批出多少“条子肥”，每一层中谁有权力批多少条子，圈子之外的哪个领导的条子有效，哪个领导的条子不灵，这一切都是有规矩的。这些显然不符合明文规定的事情，内部人竟安之若素，视为理所当然。

“官倒”、“私倒”混生，一时间，倒得物价腾飞，市场动荡，以致工厂停工待料，市场有价无货。时人有首《官倒铭》，讽刺这种社会现象：

官不在大，有权则通，

神不在尊，有钱则灵。

斯是窍门，唯吾读用。

计划换“回扣”，批条变利红；

“双轨”生“商鬼”，前门转后门。

可以得彩电，盖楼亭。

无国事之入耳，唯私利之劳形；

倒的公家物，进的私囊中，

民众曰：祸由此生。

双轨价格，给“权钱交易”提供了土壤，成为“倒爷”们的天堂，各种国家统配物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市场，国家指令性计划彻底失去了严肃性。规规矩矩、遵守国家调控计划的国营企业成为受害者，相反破坏规则者却从中获益，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严重障碍。

有学者分析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双轨制”背景下出现的“官倒”现象，是改革以来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介入，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

“双轨制”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败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激起老百姓极大的不满。

1988年，中国高层领导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

“闯关”，既表明了政府的坚定决心，也说明此次价格改革不同于以往的“调放结合，以调为主”，而是“以放为主”，力求“毕其功于一役”，尽快造就一个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实现“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的目标。

但“闯关”必然伴随着风险。在计划经济时代，价格由国家规定，一直没有太大波动。那时，在人们的观念里，稳定的物价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十分有限的。为了给“闯关”做准备，国家从4月份起，率先放开了猪肉、蔬菜、鸡蛋、白糖、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在短时间里就上涨了两位数的百分点。涨势凶猛的物价令百姓不安，社会心理渐趋紧张。

1988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我们的目标是打破产品经济的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此，中心问题是必须理顺价格体系，坚决按价值规律办事。离开这一点，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一句空话。

原本为了“打预防针”的媒体宣传，无形中却加重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谈到1988年的这场“价格闯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杨帆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