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过1988年上半年的《人民日报》，居然有8次大照片，领导人接见外宾每次都谈“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一次成功”，把价格改革作为政治动员，这是中国传统式的群众运动，当时西方经济学学得太少，大家刚知道什么叫总需求、总供给，还不知道什么通货膨胀预期。

价格之弦，越绷越紧。

1988年7月，统计局公布的物价上涨幅度为193%，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此时，一些商人已经开始了囤积居奇，囤积物品包括钢材水泥等基建物资以及彩电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

1988年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这则消息好似在一堆干柴上放了一个火把，已成“惊弓之鸟”的百姓，误以为9月1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大涨价即将开始，于是一窝蜂地涌进商场，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抢购风潮。

当时抢购风潮之烈，波及面之广，盲目性之大，在中国改革史上实为罕见。从8月中旬起，抢购风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涉及50个大类500多种商品，大到几千元的高档商品，小到各种易消耗的便宜货，均在抢购之列。

百姓的恐慌心理、跟风盲从心理，为抢购风推波助澜，甚至连一些党员干部也加入抢购行列。

与抢购同步的是银行的挤兑，不仅挤兑活期存款，还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有的地方因银行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

但是，不少商家却喜形于色，原本销售额是下降的，可抢购风一起，不仅补上了以前的亏空，还超额完成了销售任务，于是售货员得到的奖金也随之成倍上升。

消费者不是为消费，而是为保值，购物时不管品种、不管牌号、不问质量、不讲价格。一些不法商家，乘机哄抬物价，制造谣言，煽动抢购，倾销劣货，甚至一些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也被一抢而空。

据统计：当年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13%，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绸缎增销355%、洗衣机增销130%、电冰箱增销82%、电视机增销56%。

这场建国以来最大的抢购风潮，在1个多月后才渐渐平息下来。

如今，当我们回望80年代，勾勒出的同样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所不同的是，这次点燃人们激情的不是“革命理想高于天”，而是致富的渴望。

无论是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倒爷”风，还是火热的“海南潮”、“抢购风”，已经暴露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

到1988年，改革开放已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在取得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趋于尖锐。1984年已露端倪的“四过一乱”，即过旺的社会需求、过快的工业发展速度、过多的信贷和货币投放、过高的物价涨幅、经济秩序混乱，此时扩大了。价格改革受挫，引发抢购和挤兑，“官倒”现象引发群众严重不满，社会稳定已经受到了威胁。

1988年9月3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随着一系列强有力措施的落实，抢购风潮慢慢平息。这个《紧急通知》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治理整顿”的提法，但在客观上成为三年治理整顿开始的标志。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

全会确定，在随后的两年中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后来由于国际和国内多种因素的冲击和影响，治理整顿一直持续到1991年底。

三年治理整顿，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政府采取了调控物价、提高利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基建规模、清理整顿各类公司等一系列措施，后来又实施加大基础产业投入以改善经济结构、清理三角债、整顿双轨制、调整结构以提高效益等举措。

三年治理整顿，犹如一把“双刃剑”，既取得了有效的积极成果，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

但就价格改革来说，却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双轨制”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大大缩小。1992年我国加快了价格改革的步伐。

一些敏锐的观察家在改革顺利之时表现出独有的理性。1993年5月，针对社会上放开价格后的轻松情绪，当时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价格改革：轻舟已过万重山？》一个“？”提醒人们在暂时取得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

价格放开并不等于价格改革已经过了关。我们不要过早地沉浸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之中，不妨吟一吟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好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