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国有企业是“养育在花房里的盆花”那么民营企业就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小草。当这颗种子播撒在改革的春泥里时，没有人想到它会长成参天大树。

（三）东方风来满眼春：南方谈话

保持稳定，首先要保持人们在思想上的统一。最关键的，还是那个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

“傻子”雇工，人们要问姓“社”姓“资”：经营逐渐壮大的个体户，会不会成为资本家？

中国建立资本市场，人们自然更要问姓“社”姓“资”：股票上市如何区别公有制和私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上市会不会改变性质？资本市场到底该不该建？中国是否会因此而变成资本主义？最后，人们不得不用“集体股份制”的新名词再次绕过这个问题。

1987年，中共十三大指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调节经济的“两种形式的手段”，但是到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成为改革继续推进必须面对的问题。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工作要重视价值规律”。但是，对于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应当按照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来改革经济体制；另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多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必须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里进行。

实践是真理的淬金石。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领导人对于“计划还是市场”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林猹主编的《交锋后的交锋》一书中，按照时间顺序考证了邓小平思考这个问题的脉络。

从1979年到1990年，邓小平先后10次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意见极富创新性，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创新成果往往不能马上形成共识，总要有几番思想交锋，再以实践印证，才能水落石出。

中国的历史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围绕着市场、计划，姓“社”、姓“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争论从黄浦江畔发端。

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在讲话中针对当时“左”的思潮抬头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要求上海市“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1年2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这一篇幅不长的评论冲破了一段时间以来沉闷压抑的气氛，提出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不要再纠缠于姓“社”姓“资”之争。舆论一时大哗，一些文章称：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3月2日、12日，4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又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3篇评论：《改革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这几篇评论文章表达的观点在当时很有冲击力，概括起来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