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他一直坚持为《群言》写卷首语，而且都是一些尖锐话题。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盛，有光先生以史为鉴，发表一些令世人警悚的卓见。关于《苏联历史札记——成功的记录和失败的教训》，当此文投给某刊后，编辑说“这篇文章我们不敢登”。周先生问：“为什么不敢登呢？这都是公开的苏联的材料嘛。”编辑说：“你把它结合起来就变成集束手榴弹。”周先生曾对我说，他是看了十六七种中外文资料后写的，他据史料把苏联历届领导人排排队，研究他们的执政和下台情况：结果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变被撵下台。这就说明国家领导人终身制有问题……周老曾将此文打印稿惠我提意见。我发现他老人家十分睿智，他只列历史事实，让白纸黑字说话，不作任何评论。大概所云都是有案可稽的，这篇文章最后还是发表了，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兴趣。有光先生近年的系列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一位世纪老人对时事的关怀和感悟。他那从容、淡定的文字中，充溢着一个炎黄子孙的“历史进退，匹夫有责”的使命感。

周有光八十岁后，连出三本书，影响最大的当属《百岁新稿》。他在自序中说:“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最后一本书。”他的希望变成了现实。

“老骥伏枥”，2010年他以一百零五岁高龄出版了新著《朝闻道集》。（“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语）这在中国出版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的。他引述大量的中外史料，以“俯瞰全球的文化视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背景，语言大师的清通文字，历史老人的清明睿智，现代公民的社会关怀，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丁东），冲到当代思想文化的最前沿，提出一系列令人警醒思考的话题：美国如何长盛不衰？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东西方文明是否可融合？以及“大同理想”和“小康现实”等等。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有人评论，他与巴金一样，是位敢说真话的人。

在我与周有光先生的过从中，他的博学、他的慈蔼、他的幽默我感受甚多，其例不胜枚举；而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谦逊。他对我说：“我是（文字）专业工作者，一向生活在专业井底，抬头只见月亮那么大的一盘天。离开专业之后，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我要赶快自我扫盲。”（2009年4月14日致笔者函）他思想前卫，行为也时髦。他用电脑写作时，我尚不知电脑为何物。说来脸红，四通打字机我是在他家第一次见到的。他曾把《人类文化的结构形式》、《后资本主义的曙光》和《苏联历史札记》寄给我“指正”，征求小字辈们的意见。信中他自谦“我，铜臭（学经济，笔者）不知文学，老来补读史书，乱写杂文，消磨余年。”（2003年9月10日致笔者函）他自称时下是“无业游民”，还谦言他为《群言》写的卷首语是“胡说八道”。我印象极深的是最初我邀他加盟“双叶丛书”时，他说：“我和内子张允和都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名人。我的文章不是文学作品，张允和的文章是随便写写的散文，列入‘双叶丛书’恐怕很不相称。”（1997年10月15日致笔者函）后来还是我请他干孙女曾蔷帮忙，强行拽过来的。老人十分善解人意，一事当前，喜为他人着想。《昆曲日记》屡屡遭挫，他写信安慰我“退稿是常事，不影响感情”（2002年9月20日致笔者函）。他是一个有骨气的文人，为《昆曲日记》出版的困境，我想走偏锋，打通关节后，我请允和先生给某人写一信说明介绍该书情况，希望得到关注之类的话，有光先生说此举“万万不可”，“宁可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