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我目前欣赏的有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罗家伦，以及翁文灏等。1935年日本人拉拢蒋梦麟不成，就指责他煽动学生反日。在蒋梦麟领衔表态反对“华北自治”后，日本人十分恼火，于一个晚间“请”他去司令部“谈话”。有人劝其躲避，蒋将此事通知家人和几个朋友后，单枪匹马赴约舌战，朗言“临难毋苟免”，这叫“骨气”。1959年他在台推行人口节育，反对派声言“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因此惹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杀我的头！”这叫“气节”。1946年最高法院判汉奸周作人十四年徒刑，周就有关事实托请蒋作证。蒋不怕惹得一身骚，挺身而出，为周减了四年刑。这叫“义气”。梅贻琦为清华保存“基金”数十年，不苟取分文，临终住院还抱着账本，这叫固穷守节；当年他女儿祖芬考西南联大附中差几分，他坚持不录取，这叫公私分明。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穷得买不起一条西裤，友人赴港出差，他还托其为一个学生配了一副眼镜，这叫爱生如子。罗家伦长中大时，日机来轰炸，他次次在现场，冒着炮火指挥师生将贵重仪器装箱西迁，他最后一个离校，家中古玩来不及拿，拎只手提箱上路，这叫爱校如家。杭立武离开大陆时小飞机超载，他扔下自己积蓄的黄金，带张大千的古画（有前提，到台后画要捐公），这叫公字第一或叫“为人民服务”。再说学人从政的“战犯”翁文灏，抗战时达官贵人们把子女送到国外当寓公，他鼓励儿子翁心翰上航校，支持新婚半年的儿子上前线，屡立战功，最后在空战中为国捐躯，这叫舍生取义……这些文人胸中装着的是国家情怀、民生使命。你能不为他们的行措而钦佩而感动？哦，还有一个一言难尽的朱家骅，他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有贡献的。

傅斯年逝世后，台大校长由钱思亮接任。钱在保护追求自由人格的师生上，在名利态度上，传承了学人的风骨。人称钱思亮“不思金钱不思名利思亮节”。以及后来任“中研院院长”的吴大猷，都是敢说敢当、卓尔不群的人物。

梁：对民国的怀旧、回忆、叙述和想象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化中的一个热点。民国对当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魅力源自于何处？

张：意味着什么？说不准。我看最起码意味着民国没有死。魅力源于一种民族精神。

梁：您曾在出版社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工作，经您手出版过哪些自己比较满意的图书？这段经历对您的写作有帮助吗？

张：说一本“比较满意”的都没有，那是“矫情”；说“满意”真的谈不上。我编的大多是上不了“台面”、获不了奖的书。但我认为我出的书最起码自己喜欢，也有人喜欢而已。喜欢，是我以为它们是有价值的。如“双叶丛书”（名家夫妇散文集）钩沉了一些民国文化人，在内容、设计与形式上也有点新意。《许广平文集》、《鲁迅的艺术世界》对保存史料、全面研究鲁迅还是有些用的。还有《一百个人的十年》。这段经历对自己日后的写作帮助极大，先是我从中发现了一些感兴趣的人头线索，逐渐深入后，发现新资料越来越丰富。他们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于是我想让更多的人与我分享“原来如此”。

梁：您与文化名人的交游极为广泛，与很多名人以及他们的亲友都有过接触，在这些经历中，有哪些人与事给您留下过比较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