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在做人上和写作上乃至组稿上，对我影响最深、帮助最大的是萧乾先生。我第一次见萧乾，拜访后想与他合影。他坐在沙发上，我要立身站着照。他执意不肯。我说他是大作家，我是小编辑，他是前辈我是后生，理应如此。他说作家与编辑是平等的。拉了半天，相互让步，结果我俩并排坐着照一张，他坐我站照了一张。世人都说他谦和，其实他为人也很耿直。我是天生大喉咙，那天先去陈荒煤先生家，陈先生耳背，我必须大声说话。他俩住处只一街之隔，到萧家我仍在亢奋中，说话时声音仍很大。萧乾先给我端上一杯椰汁，坐我旁边听我说，后转身坐到桌子对面。我临走时，他送我下楼，用手搂着我的肩膀说：“老人爱静，以后对老人说话小声点。”我顿时脸红如赤布。他见我尴尬的样子，马上又说：“第一次见面，我就说这话，别见怪，别见怪。”这两件事让我很感动，回来后写了篇短文《没齿难忘》。重新写作也是受萧乾先生启发和督促的。记得他问我写不写东西，我说原来写，到出版社后一心编书不写了。他直摇手，说这不好，要写，要多写；写了，才知写作甘苦，才能体会作家的不易；有了自己的作品，容易和作家对话。我编“双叶丛书”十六部，许多海外作家都是他介绍的，如林海音、柏杨等，我手上还收藏他写的好几张“介绍信”式的便条，包括想通过舒展请钱锺书、杨绛夫妇入盟“双叶丛书”的。在编陈西滢、凌叔华集《双佳楼梦影》时，有一篇是陈西滢日记手稿，写他与萧乾结伴拜访英国作家福斯特的，陈的日记潦草之极，中英文夹杂，有大量人名、地名、花草名，我无能力辨识和编辑，萧乾为我一一翻译、作注。记得写满三大张纸，十八条注释，还幽默地说我在考他的记忆力，他老了，考不及格了。

我与周而复一度过从甚密。我想写人生低谷时的他。他很高兴，某年一到南京，让秘书给我打电话，谈了两小时。不准我记录、录音，说成文他认可后，如发生官司，他愿对簿公堂。关于赴日事件被开除党籍，他说根本不是传闻那样。听罢他的“原来如此”，遗憾的是我的文章还没及写出，他突然病逝。

写翁文灏，他与丁文江的关系，原来只有文字资料，我专程到上海拜访翁的哲嗣翁心钧先生，亲睹到丁文江夫人写给翁文灏的信，始知他们的关系真的密切得很……

梁：确实，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您的笔端常带感情，对笔下的人物带着由表及里、体贴入微的理解。这样是否会影响到写作的客观性？在真实与虚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您是如何把握的？

张：我是性情中人，不否认笔端带感情。但可以负责任地说有“度”、有“节”，自信不大影响客观性。我的带感情不是用小说写法，我深知写这类文章极易引起麻烦和官司，我自戒下笔谨慎。我写人物关乎史料，无一虚构，凡引文都加引号，文末都注明参考资料，备查。对某人的好恶可能会带有些许感情色彩，笔下会有流露，偶尔或有失当处，但大体上不离谱。“不错”我可能说成“好”，但不会说成“很好”。尽管如此，有时写着写着，笔下不免流露出感慨和议论。我不会打字，内子帮我录入时将议论统统删掉。一次还在原稿议论旁加批：“不要插嘴！”我厌恶“三突出”、“高大全”，但早期文章曾有“矫枉过正”的痕迹，如写傅斯年、苏雪林。香港《紫荆》总编辑毛铁先生曾写信“提示”我：写人物既写“过五关”，也写“走麦城”才好。我觉得批评中肯，后来我又写了《傅斯年的另一面》和《苏雪林的坛坛罐罐》，对他们的为人为文较前公正、客观得多，算是一个“弥补”，拼在一起看，人物也显得有立体感了，更接近传主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