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情境即说话者或作者创造修辞话语时所处的环境。修辞情境理论是新修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修辞情境的构成以及与修辞话语之间的联系一直以来都是修辞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虽然对此大家的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基本达成共识的，那就是“修辞学和修辞学家必须考虑修辞话语产生的情境”（胡曙中，1999：125）。本研究认为，要探究提高软新闻编译稿传播效果的途径，就需要构建出一个合适的修辞情境。本章将围绕以下内容具体展开：修辞情境与语境的差异、修辞情境的理论发展以及定义、构建新修辞情境对于软新闻编译的意义以及新修辞学与软新闻编译的契合程度分析。

2．1 语境与意义

“语境”（context）这一概念最早是由B．Malinowski提出的，作为人类学家的Malinowski跳出了“text”这一概念的束缚，在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he Trobriand）考察土著人的生活时，他发现语言脱离了说话双方都熟悉的情境就很难被理解。Malinowski是从人类学家的角度观察了情境对于语言的限制作用，指出了情境在语言交流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语言不仅依赖于情境（context-dependent），事实上，语言的意义是完全由情境决定的（context-determined）。某一特定的言语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某一特定的条件或情景需要这一语言。在Malinowski提出了语境观之后，语言学家们对语境理论不断进行深入研究，语境理论不断得到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流派。不过，有一点一直都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认同语境对意义的决定作用。正如Lloyd Bitzer所说，“每一句话从根本上说都与情境的上下文及目的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语言材料都不可分割地与包含这些话语的活动过程混合在一起，并依赖于这个过程”（1968：4）。

语境因其对意义的决定作用而一直被翻译研究者重视。Eugene Nida在《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中讨论了语境与翻译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说，“语境不仅决定一个单词如何被理解，也决定它如何被翻译”，并指出自己对语境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话语理解和表达错误都源于没有考虑好语境问题（2001：164）。Basil Hatim & Ian Mason（2001）在《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ranslator）一书中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区分了语境的三个层面：交际的、语用学的以及符号学的。在这两位作者看来，语境等同于语域（register）。Daniel Shaw（1987）在《翻译语境：翻译中的文化因素》（The Translation Context：Cultural Factors in Translation）一文提出了“翻译语境”这一概念，并把“翻译语境”定义为“翻译过程中聚合起来的文化互动的总和”。Shaw通过两种文化模式对“翻译语境”进行描述，即“三文化模式”（The Three Cultures Model）（氏族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和“文化距离模式”（The Culture-Distance Model）。Shaw认为，文化不同，其亲情关系、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关系、意识形态都会有差异，而这些差异都会给翻译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化距离越小、文化中共性越多，翻译就越容易成功。Peter Newmark认为，语篇中的词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或多或少受到了语境的制约。他说，“我们翻译的确实是词语，……因为页面上除了词语别无他物。但我们翻译的不是孤立的词语，而是或多或少受到语境制约的词语，这些语境因素有句法的、搭配的、情景的、文化的、个人方言的等等”（2001：73）。上述学者虽然研究角度不同，但基本都认可语境对于翻译的重要意义。

2．2 修辞情境理论概述

语境对意义有决定作用，意义的产生和理解离不开语境。不过，作为对外报道类软新闻而言，却不能止步于产生意义，更重要的是要使读者接受其内容，也就是要达到传播效果。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光靠语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另外一种情境的支持。在这种情境中，交际者可以使自己的观点较为容易地被读者接受而不产生误解，读者也会对交际者的观点产生积极的回应，如采取某种行动或接受交际者的某种观点等。这种情境就是修辞情境。

2．2．1 古典修辞学中的凯洛斯

修辞情境不是一个新概念，古希腊就有凯洛斯（Kairos）这一与现代修辞情境较为相似的概念。凯洛斯在古希腊所指范围十分宽泛，它可以指表示时间地点的情境、适当的时机或把握时机、平衡各种情境的因素、论据的适合性、甚至是善于把握时机的神或修辞者等（1999：31-34）。不过，古典修辞学中虽然有凯洛斯这一概念，却从未对其进行过系统研究。James L．Kinneavy（1985）在《凯洛斯：一个古典修辞学中被忽视的概念》（Kairos：A Neglected Concept in Classical Rhetoric In Rhetoric）一文中曾感叹“自古以来在修辞学史上凯洛斯几乎是一个可被忽略的篇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凯洛斯长期备受冷落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David S．Kaufer（1979：173）认为，修辞情境在当时被认为是用来维护国家的正常功能，个人是无法对其加以改变的，所以情境中固然有矛盾、有冲突，但是就整个情境而言是相对稳定的。既然是稳定的，就激不起太多研究兴趣。Kaufer指出这种稳定静止的修辞情境观是出于“社会透明”的假设，这种假设主张参与者赋予情境的解释是可以被观察者理解的。这与当时的语言观不无关系，古希腊人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外在的对象，不是也不可能是被个人所拥有。因此，古希腊的修辞学基本上都是从观察者的角度出发，研究演讲者如何说服听众，听众和环境都是相对静止不变的。

2．2．2 Bitzer修辞情境的定义及其构成要素

最早对修辞情境进行系统研究的是Bitzer，他认为之前的修辞学家对于修辞情境要么置之不理，要么间接地进行研究，关于情境的概念都是暗含在某些修辞学理论中，修辞理论关注的都是演讲者采用的方法或是语篇本身，而不是邀请演讲者运用方法和创造语篇的情境（1968：3）。因此，他的目标是勾勒出修辞情境的轮廓，使它成为修辞学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Bitzer的修辞情境包括三大构成要素：紧急情况、决定和行为受到限制的听众，以及影响演讲者并能用来影响听众的制约因素。任何紧急情况都是一种缺陷，一种障碍，一种等待要做的事情，以及一种不应该那样的东西。它是以紧迫为特征的。然而，不是所有紧急情况都是修辞情境，不能被修正的紧急情况就不是修辞情境，不能被话语修正的也不是修辞情境。如果话语在被引进情境中之后能够限制人类的决定或行为，从而对那种紧急情况做出重大修正，那么那种紧急情况就可以被完全或部分消除。修辞情境的第二个组成成分是听众。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听众，修辞情境中的听众是那些变化的中介人，修辞话语通过影响那些人的决定和行为而产生变化。因此，他们必须参与到变化中去，是变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了紧急情况和听众，每个修辞情境还需要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包括作为情境一部分的人物、事件、目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有能力制约改变紧急情况所需的决定和行为。同时，Bitzer还认为，修辞情境决定了或预先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反应。演讲者通过修辞情境的三要素——紧急情况、听众以及制约因素——分析自己所处的修辞情境，然后再决定自己要说什么才能对情境加以改善。也就是说，演讲者所讲的内容应该由紧急情况、听众，以及制约因素决定（1968：6-10）。

下面的例子可以对上述情境理论进行具体说明。在Patrick Henry著名的演讲《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Death or Give me Liberty）中，有紧急情况，那就是英军兵临城下，战争一触即发，但美国毫无战争的准备，仍在想和英国议和；有听众，弗吉尼亚州议会中的议员们，他们中大多数都不愿与英国撕破脸，Patrick Henry正是想通过演讲来改变他们的想法，使他们同意参与英军挑起的战争，赢得美国独立；也有一系列的制约因素，比如当时美国的相对弱小、英国表面上的友善等，这些都导致了议会议员的犹豫不决。Patrick Henry针对这一修辞情境，做出了适当的反应，他揭露了英国想要侵占美国、奴役美国人民的野心，指出虽然英国表面上对美国非常友善，其实他们已经派来了大量的军队与舰艇，随时准备与美国开战。摆在美国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战争，否则就只能被英国长久奴役。Patrick借此呼吁，“不自由、毋宁死”。当时，很多议员被他的演讲所说服，同意开始进行战争的准备。在这个例子中，Patrick的修辞话语成功地修正了紧急状况，改变了美国当时大敌当前却仍毫无战争准备的危急情况。

2．2．3 Burke修辞情境的定义和构成要素

Kenneth Burke虽然没有公开地对Bizter的修辞情境理论进行驳斥，但他显然是反对将修辞情境局限于紧急情况的。在他的同名论文《修辞情境》中，Burke用一个非常普通的词精妙地概括了“修辞情境”，这个词就是“我们”。“我们”这个词看似简单，其实蕴含了相当丰富的意义。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我们”。Burke认为，“我们”这一概念中包含了一组相互对立的运动，那就是“凝聚”与“分裂”。事实上，是“凝聚”与“分裂”构成了“修辞情境”。而这种修辞情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共性。Burke解释说，“神经系统的中心性始于分娩。通过语言和生产方式，不同的神经系统建造各种各样的性质和规模上相异的利益和兴趣社会团体。在这种相分离和相团聚中，产生了普遍的‘修辞情境’。（1969b：156，164）”

Burke用总统选举为例说明了这种包含着“凝聚”与“分裂”的修辞情境。在竞选之中，竞选者强调彼此的分裂，特别是那些与对手明显不同的方面。在竞选之后，胜者则立即将不同点尽可能地弱化，强调他是被选出来代表整个国家的，以此实现凝聚。换句话说，在竞选之前，“我们”包含了竞选者和支持他的或与他持相同观点的选民，而在竞选之后，“我们”的范围被扩大至所有的国民。

Burke的修辞情境理论与Bizter的理论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Burke大幅拓展了修辞情境的范围。根据Bitzer的理论，要成为修辞情境，就必须要满足三个大条件，即紧急事件、听众以及制约因素；而根据Burke的定义，只要满足“凝聚”与“分裂”两大要件，就可以算作修辞情境。在Burke的修辞王国中，甚至包含了服饰等非言语的因素。他曾说，“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医生办公室里的医疗器具也不是仅仅从它对于诊断的有用与否来判断的，它在医学修辞中也有一种功能。不论它作为工具而言是什么，它同时诉诸意象”（1969b：695）。

其次，Burke眼中的修辞情境是动态的。Bitzer情境论的三要素——紧急情况、听众，以及限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固定不变的，紧急情况是客观存在的，要有能引起适当反应的修辞话语对它进行改变或消解；听众的范围也是固定的，是正在听演讲的一群人；同样，限制因素也是静态的概念。与此不同，“我们”是永动的，其中所包含的“凝聚”与“分裂”一直处在一种动态的转换过程中。凝聚导致分离，分离的最后结果便是凝聚。正是有了分离，才会给人们以动力去寻找“重合的边缘”（margin of overlap），以进行交流（2000：81）。但是如果只有凝聚，人们也就不需要再去寻求一致，那也就没有了修辞。Burke这样写道：“如果人们之间没有分离，那么就不需要修辞学家来宣扬团结；如果人类整个的、真真正正地是一体的，那么绝对的交流将是最为重要的”（转引自胡曙中，1999：257）。

最后，Burke将关注点放在了人的合作上。在Bitzer的情境论中，改变听众的态度是修辞行为的目的，这其实是延续了古典修辞学的传统，Aristotle对修辞的定义就是“对在任何已知情况中有用的劝说方式进行观察的能力”（转引自胡曙中，1999：24）。与此不同，Burke更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最为严重的人类问题就是疏远与分裂，修辞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Burke，2005：223）。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团结一致的，分裂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而修辞学就要产生一种凝聚的力量来减少分裂。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消除人们之间的误解，从而避免社会动荡与战争，并且强调要将自己放在听众的位置上思考问题，注重自己与听众之间的关系。而要使听众同意你，就必须尽量缩小差异。换句话说，就是要尽可能地与他们“凝聚”。正如Richard Ohmann所说，“现代修辞学将演讲者或作者与听众之间的障碍降低了。它将重点转向合作、相互关系以及社会和谐”（1994：300）。

显然，Burke提出的是一种“大情境观”，他强调他是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归纳出普遍的“人的环境”这个意义上探讨在他看来属于修辞情景的主要特征（Burke，1998：155）。不过，Burke没有提及修辞情境的构成要素，也许是他将“修辞情境”扩大为“人的环境”后范围过于宽泛，几乎无所不包，已经很难具体划分出其构成要素了。

2．3 在软新闻编译中构建修辞情境的意义

2．3．1 实现“凝聚”与“分裂”的自然转换

在Burke的情境观中，“凝聚”与“分裂”是一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作用的核心概念，“分裂”并不可怕，因为“分久必合”，而要实现由“分裂”到“凝聚”的转变，“合作”是唯一的方法。这一理念对于软新闻编译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在编译过程中，编译者面对的读者是与自己在价值观、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巨大差异的。之前很多理论都强调其“不同”，为了使目标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编译者往往采用居高临下的“教化”姿态，将自己的文化、语言、意识形态“塞”给读者，目的是想让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以此缩小“分裂”。在翻译界也有“归化”与“异化”之争。所谓“归化”就是使翻译尽可能地接近目标语；而“异化”指的是使翻译保留源语言的特征，也就是保留其“异域情调”。“归化”与“异化”之争也是反映了译者意识到了存在的“分裂”而要极力对其进行弥补的努力。但是，这些方式都没有正确理解“凝聚”与“分裂”的动态互动关系。首先，很明显，它们对“分裂”是有敌意的，将“分裂”认为是一大障碍而极力弥补；其次，这些观点都是单向的，都是从译者的角度进行的思考，没有意识到读者的能动作用。

伯克的修辞情境观告诉我们“凝聚”和“分裂”是情境固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是永恒的，两者之间的转化也是一个自然过程，是“水到渠成”的。也就是说，要消除“分裂”是不可能的，编译者能做的只是促使“分裂”向“凝聚”转化。当然，这种努力也不是单方面的，要有读者的“合作”，这就需要编译者平等地对待读者，使读者积极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参与到凝聚过程中来。因此，编译者最终要实现的，是通过自己的编译稿构建出一个读者能接受的、并且乐意参与进来的以合作为前提的修辞情境，读者处在这样的情境中，可以比较自然地认同编译者的观点，从而实现由“分裂”到“凝聚”的转化。当然，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编译稿的目标受众是西方读者，撰写时所用的语言是英语，所处的是西方文化，这一切都使得原文的修辞情境不再适用。要使译文读者欣然接受编译者的观点，就必须对修辞情境进行重新构建，否则，巨大的文化及语言差异将使译文遭遇“水土不服”，造成传播的失败。

2．3．2 修辞情境与修辞话语

软新闻编译研究中需要构建修辞情境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修辞情境是与修辞话语紧密相连的，适宜的修辞情境和有效的修辞话语是相辅相成的。正如Kinneavy所说，“要判断一个话语的片段，就要把它放在它产生和被理解的情境场合之中。这是当代修辞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显然也适合许多不同的学科”（Herrick，2005：222）。不过，对于两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却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Bitzer认为，虽然修辞话语的产生表明了修辞情境的存在，但是不能说修辞话语总是伴随着修辞情境，也不能说修辞话语创造了修辞情境。相反，是修辞情境导致了修辞话语的产生。为了更好地解释修辞情境，Bitzer将其与三个概念做了切割。首先，修辞情境不同于意义的场合，意义的场合是人类交流的基本条件，没有对意义场合和言语的了解，任何言语都是无法被理解的。其次，修辞情境也不同于劝说情境，劝说情境太普遍了，任何时候，只要用言语改变听众的信念或行为，都是劝说情境。最后，修辞话语也不一定必须扎根于历史背景中，这与树必须扎根于土壤不同。树不是从土壤中获取它作为树的特点的，但是修辞话语却是从修辞情境中获取它作为修辞的特点的。换言之，没有修辞情境，就没有修辞话语，修辞与情境紧密相连（1968：3-4）。

Richard E．Vatz反对Bitzer将情境独立于演讲者的做法，他也不认为意义是情境固有的。他认为演讲者不仅创造文本，还创造情境，“话语并不暗示语境特征”。话语可能描写语境，但它们实际上只是从现象学的角度向我们介绍了说话者。Vatz注意到选择哪些事实和事件完全是说话人的任意行为，因此，修辞语篇是一种创造行为，一种解释行为，而不是在情境中被发现的。修辞语篇表达了说话者的意图和理解，这些意图和理解导致了修辞情境的产生。可以看出，Vatz对于修辞情境与修辞话语的因果关系，正好是与Bitzer背道而驰的。他强调修辞者的主观能动性，“意义不是在情境中被发现的，而是由修辞者创造的”。“情境都离不开理解者的视角，也离不开理解者选择用来表征它的修辞”（1973：154-161）。

Scott Consigny认为，Bitzer和Vatz的理论都有问题。在Bitzer的理论中，情境控制了修辞者的反应；而Vatz却认为修辞者可以自由任意地创建一个情境。Consigny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不能解释实际的修辞实践。“Bitzer正确地将‘特殊性’作为修辞情境的特点，但是他因此将情境错误地想象成确定的以及有决定作用的。……Vatz正确地将修辞者看作是有创造性的，但是他没有解释修辞者行为真正的限制是什么”（1974：176）。Consigny指出，修辞者不能任意地制造紧急情况，他必须仔细考虑自己所处情境的特殊性。修辞者发挥作用的情境不是确定性的，他需要在不确定的情境之中找出具体的可能被解决的问题。“修辞情境是一个麻烦而混乱的场合，修辞者必须对其进行构建以揭示并发现问题”（1974：177）。修辞理论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修辞者和修辞情境哪个处于支配地位，而是在每种特定的情况下，修辞者如何参与一个全新的、不确定的情境，如何拥有一个理解它的方法。在Consigny看来，修辞话语就是对纷繁复杂的修辞情境理解后的产物。他采用了古典修辞学中“论题”这一概念，认为“论题”是“发现或发明的重要工具”，是“修辞者思考和行动的领域”（1974：182）。通过使用“论题”，修辞者就有了允许他参与某个情境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能够在新的情境中无需事先行动就可以发现和管理情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但修辞者不能享有无限的自由，在发现问题时，他必须接受情境的特殊性，即考虑情境参数以及情境的特殊性。

之前的争论都是围绕先有修辞情境还是先有修辞语篇，而Barbara A．Biesecker认为再这么争论下去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因此，她跳出了原有的框框，用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理论在Vatz的基础上对Bitzer的情境观进一步进行批驳。“延异”是Derrida解构主义的核心，Derrida认为任何一个成分，只有在指向与它不同的另一个成分时才能发挥作用，这种交织导致了每个成分内部都有关系链或系统中其他成分的痕迹。“无论是在成分与成分之间，还是在系统中，没有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只有差异和痕迹的痕迹”（1981：26）。Biesecker认为解构主义能使我们认真对待语篇实践的修辞性，语篇的修辞标志着延异对于写作的干预。修辞不是语篇论据或观点的一种装饰，也不是附属品，而是开始一个语篇的延异以及隐喻性的技巧。换句话说，解构主义使修辞理论家与批评家将修辞语篇看作是不同语篇的交织，语篇即时的修辞情境或作者都不再被简单地看成来源或生成的动因，修辞情境被看作是身份或社会关系产生的事件。同时，“听众”这个概念也不是静止的，听众也会参与到语篇实践中，他们不是语篇生成过程所指向的对象，也不是事先预设好的，而是参与到语篇生成过程中的一分子。修辞情境不是演讲者和紧急情况之间的互动，而是演讲者和听众参与共同身份建立的过程（1989：120 122）。

可以看出，Vatz反对的主要是修辞情境对于修辞话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是修辞话语创造了修辞情境；Consingy认清了情境的复杂性，绝非一个“紧急状态”能够概括的，修辞者的创造性在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修辞情境中发现问题、找出论题；Biesecker从解构主义者的角度对修辞情境与修辞语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构，修辞语篇是由不同语篇交织的产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因此，修辞情境也就不可能仅限于语篇产生过程中的情境，而是应被放到整个人类生活的大背景中去。既然这样，修辞语篇与修辞话语孰轻孰重的话题就无从谈起了，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整体。

Biesecker的这种“整体观”与Burke的情境观非常接近。Burke认为，很难将一个人所用的语言与他在使用语言时所处的非语言环境之间做出区分。“修辞材料本身就是修辞情景的组成部分，虽然‘修辞情景’这一概念不能限于这些因素”（1998：155-156）。也就是说，Bitzer虽然认为修辞话语与修辞情景是密不可分的，但它们还是可以区分的两个概念，有些修辞情景可能没有修辞话语参与。而在Burke看来，修辞话语与修辞情景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相互依存，互为彼此，根本不可能对它们做清晰的切割。既然无法切割，就没有必要谈及两者的关系，它们本来就是同一概念。

既然修辞语篇和修辞情境是合二为一、难分彼此的，那么在对软新闻编译稿这一修辞语篇进行研究时就必然涉及其所处的修辞情境。编译稿要达到最佳传播效果离不开修辞情境对它的支持，而同时它又参与到修辞情境的构建中，是新的修辞情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3．3 修辞情境与修辞立场

构建适宜的修辞情境可以帮助编译者采取正确的修辞立场。修辞立场（rhetoric stance）这一概念是Wayne Booth提出的，旨在将Burke抽象的修辞情境理论具体化。Burke的修辞情境理论就像他其他理论一样，抽象而又晦涩难懂。他只是用“我们”“分裂”“凝聚”这些概念总结出所有修辞情境的特征，却没有具体指出构成修辞情境的要件。或许这是因为他的情境包含了太多的东西，需要读者在解读中体会理论的精髓，任何具体化的努力都可能造成误解。不过，这给理论的具体运用带来困难。为了使理论更具操作性，Booth将Burke的修辞情境细分为三大要素：“有关主题本身的可用争论”“观众的兴趣和特征”“说话人的声音和隐含性格”，并认为这三者之间的难以言状的平衡就是“修辞立场”。Booth同时指出，这种平衡是所有优秀的写作所共有的一个要素，能否在写作中实现三要素的微妙平衡，是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布斯，2009：41-42）。

Booth说，“真正的修辞学家的立场，必须跟两三个讹用的失衡立场（unbalanced stances）相比较，才可以看得清楚。而这些失衡的立场恰恰是那些自以为在从事修辞学的人们设想出来的”。第一个是学究式立场（the pedant's stance），它包括忽视或淡化讲话人和听众之间的人际关系，完全依赖于对主题的陈述——即遗忘了特定的观众。这种滥用的原因是忽视了观众，或过度依赖于主题本身。第二个是广告者立场（the advertiser's stance），即低估了主题，高估了纯粹的效果：即怎样才能赢得朋友，怎样才能影响人们。Booth认为修辞学是劝说的艺术，但它不是表面上那种一开始就暴露一切去劝说的艺术。第三个是表演者立场（the entertainer's stance），采用这一立场的作者会情愿为了个性和魅力而牺牲掉内容（布斯，2009：42，44，46）。

软新闻编译稿如果能够构建适宜的修辞情境，就可以使编译者避免采用错误的修辞立场，从而导致传播失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文原文和编译稿面对的受众不同，对于修辞立场也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有时，在中文中可以被接受的修辞立场，如果直接翻译成英语，就有可能成为讹用的修辞立场的典型。下面这段文字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直译成英语，就会因没有考虑读者的特殊性而犯下“学究式立场”的错误：

进入80年代，株洲率先在全国的国有企业中实施了企业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改革（例如：建立新的用工机制、干部能上能下的运行机制）等一系列搞好、搞活国有企业的措施。得益于改革的不断深化，一批支撑株洲工业发展的大中型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株洲的南方集团、电力机车厂、冶炼厂、硬质合金厂、千金药业等企业的利润占全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90％以上，在全国企业500强中，株洲市就占了6家。这在当时，被新闻界誉为“株洲现象^（1）。

上例介绍了株洲的国有企业改革，涉及企业劳动、人事、工资三大方面，出现了“建立新的用工机制”“干部能上能下的运行机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术语。这些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作出任何解释。但对于译文读者而言，这些信息显然是很难理解的。如果将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原封不动地翻译成英语，译者就是没有考虑到译文读者的特殊性，就是犯下了“学究式立场”的错误。

下面的例子反映的则是“表演者立场”：

水映山容，使山容益添秀美，山清水秀，使水更显柔情。有诗云：岸上湖中各自齐，山觞水酌两相宜。只言游舫浑如画，身在画中原不知。

上例文笔优美，通过四字格和诗句形象地描绘了优美的自然风光。不过，且不说翻译成英语难度很大，就是翻译成功了，这种散文化的语言也不适合英语软新闻。软新闻这一偏正词组的中心词是“新闻”，出于客观性的考虑，新闻对语言有特殊的要求，那就是语言要求尽量简练，尽量避免使用含过多感情色彩浓郁的词。上文为了片面追求美感用词过于华丽，显然违反了新闻的用词原则，在编译时就应该删去。

“广告者立场”在软新闻中也并不鲜见。有时，编译者为了尽可能地说服读者，只描述事物积极的一面，而对负面的内容避而不谈。但是，不说并不代表不存在，这种立场会损害主题的真实性。Booth认为，“这种滥用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威胁，其危险性甚于忽略观众”（2009：46）。并且，读者也很容易发现这种对平衡概念的滥用，并由此对编译者产生不信任感，从而终止阅读或放弃接受编译者想要他们接受的观点。

Booth说，“比起笨拙地指出修辞平衡遭到破坏时的结果，平衡本身更加难以形容。但是我们发现一位作者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想法时，我们就经历了这种平衡”（2009：46）。事实上，这种平衡就是构建修辞情境的目标，只要有适宜的修辞情境，就会有正确的修辞立场，修辞立场本身就是修辞情境的反映。

2．4 软新闻编译稿修辞情境的构建

2．4．1 构成要素

上一节提到了软新闻编译稿修辞情境构建的必要性，那么，软新闻编译稿修辞情境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呢？根据Burke的观点，修辞情境应该是包罗万象的，情境中所有的因素都对情境的构建都有或多或少的作用。不过，将所有的要素逐一进行研究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本节将找出对于软新闻编译稿修辞情境而言最为重要的、能解决之前提到的受众意识薄弱、软新闻不“软”以及可信度低三大问题的要素，并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Booth所提的修辞立场中主要有三个关键性因素，即“有关主题本身的可用争论”“观众的兴趣和特征”“说话人的声音和隐含性格”，并指出三者之间巧妙的平衡就是正确的修辞立场。不过，Booth在文中没有提出正确的修辞立场具体应该是怎样的，或是意识到修辞立场之前和之后的作品有何不同。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修辞立场理论，A．M．Tibbetts在1975年发表的《重读修辞立场》（Rhetoric Stance Revisited）一文中将修辞立场运用于作文教学。Tibbetts用一位学生所写的段落进行分析，在该段落中，这位学生讨论了在一门名为“环境和人类”的大学课程上选择班级项目时的考虑：

The availability of tim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roject choice．Substantial progress should be made towards the solution of the chosen problem by the end of the class's semester．In view of this，a project should not require extensive and time-consuming library research．The major portion of the semester should be spent in the field working towards discovering practical solutions to current environmental deficiencies．

Tibbetts认为该段落能错的地方都错了。论点含糊不清；用词宽泛抽象；句子冗长笨拙；段首的总起句语义不清，没能帮助读者组织材料；其他句子好像是被扔进一个袋子中的玻璃球一样（彼此没有联系）。Tibbetts建议这位学生在保留原文基本意思的同时重新定义他的修辞立场中的三要素：

首先，他作为作者这一角色。他在文中是谁？是班中的学生？校报的记者？该门课程的老师？还是一位纳税人？其次，他的读者。他想让谁来读他的文章？是所有学生？他的父母？他的指导老师？还是大学校长？最后，他写这段文字的目的。他想让他的读者相信什么或是做什么？

该学生考虑了上述三要素后以班级成员的身份重写了上面那段文字：

In choosing a problem for our project，we must remember that we have only four month's time．By the end of the thirdmonth，we should not only have identified the problem，but also have started on a practical solution to it．We should avoid problems which require extensive research in the library or a lot of travel around the state（all members of the class are fulltime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and ten of us have part-time jobs．）Probably，most of us will have to limit our library research to a few basic books or magazines and our field work to Champaign County．

修改过的段落有了明显的改观。这位学生考虑到这段文字的写作目的是要让读者（自己的同班同学）在读后有所行动，为此，他做了以下几方面的调整：首先，在开头部分作者删除了availability of time这一拗口的表达，直接以“In choosing a problem for our project，we must remember that we have only four month's time”开始，简单明了，开门见山；原文中生涩的被动语态全部被转换成了主动语态，文中三句句子以“we”作主语，一句以“most of us”作主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也使得内容由抽象变为具体；在用词方面，如substantial progress等空洞无物的词汇均被简单易懂的词汇代替，使修改后的语段读起来顺畅自如，更具人情味。

Tibbetts的例子清楚地反映了正确的修辞立场的重要性，Booth所提到的修辞情境三大构件（即“有关主题本身的可用争论”“观众的兴趣和特征”“说话人的声音和隐含性格”）在修改后的段落中达到了较好的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帮助了作者实现劝说读者的目的。在软新闻编译中，编译者需要获取的也正是这种内容、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平衡。不过，在本研究中，这三大要素的范围将被进一步缩小，考虑到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的特殊性，在读者这一块，将重点讨论提高编译者受众意识和发挥受众主观能动性的途径；在内容方面，主要围绕如何软化软新闻、彰显软新闻的新闻价值；Booth所说的作者在本研究中成了软新闻的编译者，他们的修辞权威的构建将是第五章讨论的焦点。

2．4．2 理论框架

本研究将以西方新修辞学为理论框架展开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稿修辞情境的研究。本研究认为，新修辞学可以用于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的编译研究，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新修辞与传播学同源，且在很多方面存在交叉，有很多相似之处；其次，新修辞的很多特点恰巧可以解决软新闻编译中存在的问题。

2．4．2．1 新修辞学与传播学的交叉

新修辞学与传播学有着天然的关系，在古希腊，修辞学研究的就是最基本、最原始的传播活动——面对面的口头传播。Aritotle对修辞所下的定义是：修辞学是一门发现适用于任何主题的劝说方式的艺术。他从觅材取材、布局谋篇、文体风格、记忆和演讲技巧五个角度分析演讲过程，提出了理性诉诸、情感诉诸和人品诉诸三种劝说方式，这些都是为了说服听众，从传播学的角度讲，也就是为了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目前学界也普遍认为，传播学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Aritotle的《修辞学》（Rhetoric）。

从研究内容上看，修辞学与传播学也有交叉点。美国传播学的奠基人Wilbur Schramm在与William E．Porter合著的《传播学概论》中提出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交的基本过程，……也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和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别人娱乐”（1984：4 5）。两者都包含着劝说以及通过劝说促使对方的态度行为发生改变。曾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总编、社长兼首席执行官、普利策奖得主Jack Fuller就曾说过，“没有哪个职业比新闻界更讲究修辞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他是一名记者并认为劝服的艺术与他不相干，因为他与事实打交道的话，那么他就错了。他所从事的是改变人的心灵的工作，使人从无知的状态转入知的状态。这意味着他必须掌握向人们传递讯息的艺术，而这就是修辞学”（陈汝东，2004：92）。事实上，很多修辞学家本身就是传播学的研究者，其中以Marshall McLuhan最为知名。

国内学者陈汝东认为，“修辞学把修辞看作是人类的符号交际过程，也就是传播行为。因此，在探讨修辞的属性、修辞过程、修辞模型、修辞规律以及修辞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贯穿了传播观念。修辞行为及其过程包括：修辞主体—动机—语言或其他符号—编码—传输—交际对象—解码—修辞效果；传播行为及其过程包括传播主体—动机—语言或其他符号—编码—传输—传播对象—解码—传播效果”（2004：91）。两个过程极为相似。

从学科建设上来看，口头传播系是由修辞学者们在脱离英语系之后建立的，传播系正是在此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即使在现在，在美国很多大学中，还有一些以修辞学与传播学共同命名的院系专业，如Willamette University的修辞与媒体研究系、University of Richmond的修辞学与传播学系以及Oakland University的修辞、传播与新闻系等。在传播系中，修辞学习一直都是一门重要学科，例如Indiana University的传播与文化系的四个主要研究方向中就有修辞研究，教师队伍中也有不少修辞学方面的专家。

2．4．2．2 新修辞的特点

①新修辞扩大了修辞的研究范围

如上一节所述，新修辞学家们普遍接受的是“大修辞观”，因而“修辞行为存在于有限的修辞环境中还是存在于普遍的人的生存环境中，成为新、旧修辞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常宽富1998：17）。Kenneth Burke曾说，“有劝说的地方就有修辞，有意义的地方就有劝说”（1966：301）。Douglas Ehninger总结说，“那种将修辞看作在话语的上面加上调料的观念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认识：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地是修辞动物”（1998：20）。可见，修辞的范围被无限扩大了，不仅包括所有语篇，甚至连服饰、音乐等都成了新修辞研究的范围。比如，在每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众明星争奇斗艳，她们的衣着打扮不仅仅代表了自己的品位，更是自己成功的象征，实际上就是“劝说”人们留心她们自己所拍摄的电影。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美轮美奂，是在“劝说”人们接受“盛世中国”这一概念。很多公司要求员工穿上正式的职业装，无疑就是想传递“专业化”的信号。可见，新修辞无所不包，对外报道类软新闻当然也可以成为其研究对象。

②新修辞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

古代的雄辩家曾将修辞的范围不断缩小，一度等同于演讲技巧（delivery）。与此不同，新修辞是兼收并蓄的，不仅仅从之前的希腊、古罗马和其他时期的修辞理论中吸取营养，还积极借鉴当代的许多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哲学、人类学、新闻学、历史学等。新修辞面对的受众与古希腊时代简单的受众构成完全不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修辞面对的受众是跨文化的、复杂的，因此，“只有在修辞主体成功地调动、组织和应用所有领域和学科提供的可利用资源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影响和改变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受众的认识”（刘亚猛，2004：289）。新修辞的跨学科性不仅仅体现在“通过引进、吸收和利用所有这些不同学科提供的理论资源构建一个20世纪‘新修辞’”，还表现在它的“修辞意识、视角和方法在人文社科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获得学者的广泛接受”（2004：293）。很多学科和研究领域都需要依赖修辞来传播它们的研究成果，如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甚至是自然科学。1966年《纽约时报》就登载了这样一篇社论，从中可以看出修辞学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现在比以往更需要有足够的公众了解科学家们所从事的工作。一个原因是科技对现代文明的巨大影响。第二个原因是科学研究必须依赖政府机构的经济支持，而这必须依靠门外汉和国会以得到他们的预算。科学家们和科学领域之间对有限的科学研究经费的竞争正在变得前所未有地激烈，因此，科学家们之间的交流技巧越差劲，政府部门做出错误决定的危险就越大。（Golden，1983：6）

修辞学引发了爆炸性的兴趣，越来越多的来自英语教学与写作、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认为他们是修辞学家。而与修辞学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当属传播学，如前所述，两者之间的跨类研究古已有之。对于本研究而言，提高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的编译效果非常复杂困难，也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因此，在受众研究、论辩等许多方面已经比较成熟的新修辞自然能提供很多的研究成果供其参考。

③新修辞学具有认知性

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是绝对的，这一观点在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是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受其影响，那一时期的修辞学就成了一种帮助传达真理的装饰品或工具。作者事先就已经掌握了真理，他们只是选择适当的方法将真理传达给听众，或者是责成听众像他们那样做出某种道义上的承诺。这也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修辞学的范围被缩小到对修辞手段的研究，如Petrus Ramus就将修辞学的范围局限于对文体风格、记忆和演讲技巧的研究。

而新修辞认为，真理是或然性的，修辞的本质是认知性的。Robert L．Scott于1967年发表的论文《论修辞的认知性》（On Viewing Rhetoric as Epistemic）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新修辞的这一特性。“人类不能将真理看作是固定的和最终的，相反，真理是人类在他所处的以及必须适应的环境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在人类事务中，修辞学是一种了解事务的方式：它是认知性的”（1967：318）。近年来广受关注的论辩修辞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知识由论辩产生——也是新修辞认知性的有力佐证。Chaim Perelman在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进行批驳后指出，“我将给一种被证明的观点以知识的地位，一种经受过一切反对意见和批评的观点，虽然我们对它没有确定性，但却有一种信心，认为它会抵制住所有未来的攻击”（转引自胡曙中，1999：369）。新修辞不再是工具和花哨的装饰品，而是创造知识的实体。

修辞的认知性决定了修辞通过产生知识而参与到构建现实的过程中。新修辞认为修辞是在‘做事’（doing something）的，特别是构建和修正现实、社会状况以及关系。在《修辞的认知性：十年之后》（On Viewing Rhetoric as Epistemic：Ten Years Later）中，Scott指出声称认知的修辞性也就是声称创造现实（1998：22）。David Berg在《修辞、现实与大众传媒》（Rhetoric，Reality，and Mass Media）中从新闻媒体的角度看人们的现实观的构建。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的最大事件，都是间接地通过媒体知道的，媒体参与了对现实的构建（1972：255-256）。根据上述观点，现实不是客观的，而是取决于个人视角的。因此，对外报道类软新闻在构建读者现实观的时候是有权决定呈现给读者一个怎么样的现实的。至于这一现实能否为读者接受而成为他们本身具有的现实观的一部分，就需要专门的修辞研究。

④新修辞学强调合作关系

传统修辞学中演讲者与听众的关系是单向的，是操控与被操控、说服与被说服的敌对关系，演讲者与听众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演讲者通常采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通过某种方式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听众；而新修辞学强调合作，演讲者／作者与听众／读者是一种对话的双向交流关系，他们通过合作共同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目标。Kenneth Burke的“同一”理论正是说明了这种合作关系。Burke说，

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外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声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于这个人的演讲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遵从他们（受众）的许多意见为修辞者提供了一个支点，使得他能够撬动受众的另外一些意见。（1969：55-56）

“同一”理论强调修辞者要达到说服的目的，就必须使受众感受到自己的善意，两者的关系是平等的，是“自己人”。“新修辞的重点是在解决问题或减少问题上，而不是在劝说上；是在取得与冲突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法上，而不是在一方取得的胜利上”（胡曙中，1999：117）。新修辞可以用来指导编译者如何与读者建立合作对话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对外报道类软新闻实现传播效果是非常有用的。

⑤新修辞学对伦理的关注

刘亚猛认为，“‘象征’这一概念源于西方文学理论，泛指代表或提示其他事物的物件或形象，传统上只作为一种文学修辞手段受到注意。Burke极大地扩展了这一概念的外延，使它涵盖了以语言为代表的一切标记和符号”（2008：336-337）。Burke认为我们的现实完全是由象征所构成的，我们所感受的现实只不过是由有关过去的各种象征和我们通过地图、杂志、报纸等了解的有关现在的象征所混合而成的。Burke的定义包含三层含义，即“人是使用象征的动物”“人是发明象征的动物”和“人是滥用象征的动物”。是否滥用取决于修辞者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则体现了他的伦理价值。（Burke，1966：6）

很多学者都关注到了新修辞与伦理价值之间的联系。Burke通过把个人的自我认作“听众”的方式，把道德观和伦理学引进了修辞学的范畴（胡曙中，1999：261）。Richard M．Weaver认为，修辞学就是价值论，“它把各种价值观糅合进我们的生活之中”（1999：309）。Chaim Perelman也说，“语言不是一种幔，为了能感受真实，可以抛弃或使它穿透，语言不可分割地与观点、与所采取的立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99：367）。“新修辞不仅是交流对于某一学科内容的了解和评价的方式，它还有道德维度，是产生行动目标的工具”（Golden，Berquist & Coleman，1983：6）。在本研究中，新修辞的伦理观将作为建立编译者修辞权威的手段之一，参与到修辞情境的创建过程中。

⑥新修辞学对社会行为的关注

新修辞学虽然派系众多，覆盖面广，但纷繁复杂的新修辞理论还是有其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对社会行为的关注。Douglas Ehninger在识别从古至今西方三大修辞体系时就指出了新修辞学可以用“社会的”或“社会学的”两个形容词来描述。他认为，新修辞学的理论不论差异多大，都是将修辞看作是理解以及改善人类关系的工具（1998：324-325）。这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交流越发频繁，这种交流已不局限于同一国家、同一文化，而是带着跨文化的标签，文化冲突、误解等变得不可避免，这是新修辞学将视角转向社会行为的一个客观的时代要求。Herbert W．Simons认为，新修辞学所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在信息的发送者和收受者之间的双向的相互交流作用上，在对分歧双方互相满意的解决上，在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推论性方法的寻求上。“语言是决定人类如何看待自己和这个世界的一股力量”（转引自胡曙中，1999：110，325）。许多阻碍交流的误解都是由于人类的语言使用以及误用所造成的，消除这些误解是新修辞学的首要任务。

新修辞学对于社会行为的关注也反映在其研究人员的构成上，很多修辞学家本身就是社会学专业出身，如Kenneth Burke等。因此，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的编译研究采用新修辞学作为指导就可以赋予它社会学的视角，将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放入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中。此外，软新闻的内容本身就是社会性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运用新修辞学可以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以发现纯粹语言学视角所无法看到的问题。

2．4．3 软新闻编译5W模式分析

要构建最佳的修辞情境，编译者就还必须在编译开始之前对自己编译任务的内容、性质等有深刻的了解。本研究中的软新闻是服务于对外报道的，虽然与对外报道的其他新闻文体有所区别，但在很多方面是重合的，因此，了解我国对外报道的现状是构建修辞情境的准备工作之一。

传播学奠基人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该模式认为整个传播过程由五大环节构成，即“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英国的传播学家Denis McQuail将这个模式做成了直线式，如图2．1所示：

图2．1 Lasswell的传播过程模式

（转引自程曼丽，2006：117）

Lasswell认为这五大环节代表了传播学的五大研究，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以及“效果分析”。它清楚地揭示了传播过程的五大要素并概括了传播过程的作用。因此，借用这一模型可以方便编译者对我国的对外报道进行全面的了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大要素中由于受众分析较为复杂，将在第三章做详细的介绍，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围绕其他四个要素（即控制、内容、媒介、效果）详细展开。

2．4．3．1 控制分析：我国对外报道的监管及执行机构

控制分析是研究控制传播工具的个人或少数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集团。在我国，对外报道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是对外报道的主体。我国的对外报道的决策机构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外交部新闻司、文化部对外文化传播处、新华通讯社；对外报道的执行机构有外交部新闻司、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及其他对外报道的媒体（候迎忠等，2009：53-54）。这些部门共同对我国对外报道的内容、发行等进行监管。

2．4．3．2 媒介分析：软新闻主要纸质载体

媒介分析主要是研究传播工具本身。目前，我国的对外报道已形成了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类型立体的媒体阵容。本研究重点关注的纸质媒体主要分成三类：外文局所属刊物、《中国日报》以及其他中央及地方的对外报刊。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中国外文局，又称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专业对外传播机构。外文局下辖10家出版社、5家杂志社以及中国网、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翻译资格考评中心等单位，每年以10余种文字出版3000余种图书、编辑近30种期刊、运营30余家网站，书刊发行到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网络受众遍及世界各地。其中，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的主要纸质媒介（英语）有以下两种：

《北京周报》创刊于1958年，主要以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报道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的新闻信息，对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进行深度解读，挖掘新闻背景和内涵，贡献有影响的原创报道，提供分析评论及专家学者的观点与预测，是我国唯一的外文版时政类新闻周刊。

《今日中国》于1952年创办，原名《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ion），是中国唯一一本多语种综合性对外报道月刊。该刊以“聚焦中国、透视今日、关注未来”为宗旨，真实报道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情况，以知识性、趣味性和生活化为特色，现有中、英、法、西班牙、阿拉伯五个印刷版及中、英、法、西班牙、阿拉伯、德文六个网络版，发行于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除了外文局所属报刊外，《中国日报》是我国主要的从事对外报道的国家级英语类刊物。《中国日报》创办于1981年6月1日，是中国唯一的一份大型综合性英文日报。它的办报宗旨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日发行量逾30万份，其中三分之一发往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报社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多家子报的英文报系，该社出版发行有11份刊物：《中国日报》《中国日报香港版》《中国专稿》《中国商业周刊》《21世纪报》《21世纪中学生英文报》《北京周末报》《上海英文星报》等。其中《中国日报香港版》主要在香港地区印刷发行，《中国专稿》随《华盛顿邮报》在北美地区发行。

除了上述刊物外，我国的对外报道媒体还包括一些地方类的和相关行业部门出版发行的刊物，如介绍浙江文化和发展的《文化交流》（Cultural Exchange）以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办、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出版的《中国妇女》（英语月刊）（Women of China）等，这些刊物以不同的角度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风貌，是我国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的重要载体。

2．4．3．3 内容分析：我国对外报道传递的主要内容

对外报道应该传递什么信息？江泽民曾于1999年初在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外宣纲领，即：

对外宣传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是，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明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反对霸权、维护和平、支持国际正义事业的立场，充分展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局势，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实现繁荣富裕而不懈努力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

“向世界说明中国”这一纲领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报道的指导思想，它概括了我国对外报道的主要内容，并强调了对外报道应该以帮助我国树立良好正确的形象为己任。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经常强调对外报道要“准确地说明中国”，“要使中国的真实情况让世界知道”。为提高对外报道的水平以便准确地、及时地、有深度地说明中国，在2004年的中央外宣工作会议上，李长春提出了“外宣三贴近原则”：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如果江泽民的“向世界说明中国”为对外报道划定了范围，“外宣三贴近原则”就是对外报道的行动准则。《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黎海波结合上述内容将适合对外报道的话题一一列出并按照共同价值观进行划分，使其更具可操作性。黎海波认为，“传播只有产生共鸣才是有效的”，因此在对外传播中要“引入、运用共同价值观”，并“寻找、使用‘国际普通话’”。黎海波指出，从与共同价值观的联系程度来看，大致有三种中国话题是值得讨论的：

第一种，中国的话题本身也是世界性的话题。比如，维护和平、扶贫济困、抗御灾害、防治疾病、保护环境、发展经济、抢救文物等。因为是世界性话题，所以是共同话题，易为外人理解。就以消除贫困为例，它本身是人类重大使命之一。在这方面，中国的努力与其他国家的努力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存在着文化上、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异。要说有什么不同，那也仅仅是方法的不同，这也正是受众所关心的。

第二种，世界关注的中国话题。这一类的题目较多，涉及各个方面。如计划生育、宗教事务、妇女地位、城乡差异、反对腐败、法制建设、民族团结、基层选举、产业调整、金融改革、投资环境、旅游事业等。这其中有许多也是世界性话题，但它们的中国色彩相对较浓，或者叫个性（中国味）大于共性（世界性），故单成一类（上述第一类则是个性小于共性）。这类话题的成功与否，往往跟文章角度、语言、侧重点、表现手法等有关。

第三种，西方总是多疑甚至反感的中国话题，包括西藏问题、国防建设、台湾问题、政治制度、邪教问题、历史评价、新闻自由、群体事件，等等。这些问题大都集中在政治和环政治领域，其中很多牵涉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根本价值观，难为外人所理解。对于这样的话题应该以民生和人权改善为重点，着力突出“人”在整个报道中的位置与分量，同时围绕“人”展开其他领域的报道。（2008：36-39）

2．4．3．4 效果分析：我国对外报道的目标效果

我国的对外报道要达到怎样的效果？从事对外报道工作几十年的沈苏儒老先生曾根据我国对外报道的特殊性将其分为四类，对于每一类而言都有不同的效果要求：

①传播中国的有关信息。沈苏儒认为这是我国对外报道最主要的功能。这类报道所要产生的效果就是引起受众的注意和兴趣并为他们所了解。对于大多数外国人来讲，中国是一个他们所知甚少而歪曲甚多的国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相当数量从事对外宣传的工作人员）来讲，外部世界同样是他们所知甚少而错觉甚多的地方。因此，如何使我们的传播内容和形式尽可能地同外国受众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认知结构协调一致，就成为我们所传播的信息能否为他们所选择和接收的关键。接收是第一步，没有“接收”，“接受”就无从谈起。

②进行文化交流。中国悠久的文化闻名于世，素为许许多多外国人所向往。因此，在对外传播诸功能中，文化交流是仅次于信息传播的第二位功能。文化交流这一功能要求达到的效果是增进外国人对我国的了解、好感和亲和力，而这一效果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因为受众往往是本来对于这一内容就有兴趣，所以比较乐意去选择和接受。

③说服。对外报道中的“说服”功能主要是指在对外传播中宣扬本国政府的立场、政策、观点。由于价值观念、政治理念深深植根于文化传统、民族传统之中，不是能够轻易撼动的，因此，在对外传播中进行说服，只能期望取得有限的效果。其总的目的是期望获得外国人民的了解和同情，而不是去要求说服他们认同或接受。

④娱乐。娱乐虽不是对外报道的主要功能，但也不可缺少。为达到娱乐的功能，对外报道的刊物中需要登载一点幽默内容，如漫画等。娱乐功能要达到的效果就是使读者感到轻松有趣，与此同时，达到吸引读者，使他们阅读杂志的目的。（2009：187-192）

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也曾总结过对外宣传工作效果的五大评价标准：是否有利于客观、全面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形象；是否有利于取得外国人对我们政策主张的理解和支持；是否有利于我国总体外交目标的实现；是否有利于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2．5 小结

本章介绍了修辞情境论的发展过程，梳理了有关修辞情境的几大理论，由此引出构建我国对外报道新修辞情境理论的意义及途径。接下来的几个章节将具体围绕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的修辞情境中的三大要素展开：即受众意识、软新闻的新闻价值以及编译者的修辞权威。本研究认为，这三大要素是参与到修辞情境创建的积极因子，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可以有效解决之前提出的软新闻编译稿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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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株洲，寻根的胜地．《今日中国》2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