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情境即说话者或作者创造修辞话语时所处的环境。修辞情境理论是新修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修辞情境的构成以及与修辞话语之间的联系一直以来都是修辞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虽然对此大家的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基本达成共识的，那就是“修辞学和修辞学家必须考虑修辞话语产生的情境”（胡曙中，1999：125）。本研究认为，要探究提高软新闻编译稿传播效果的途径，就需要构建出一个合适的修辞情境。本章将围绕以下内容具体展开：修辞情境与语境的差异、修辞情境的理论发展以及定义、构建新修辞情境对于软新闻编译的意义以及新修辞学与软新闻编译的契合程度分析。

2．1 语境与意义

“语境”（context）这一概念最早是由B．Malinowski提出的，作为人类学家的Malinowski跳出了“text”这一概念的束缚，在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he Trobriand）考察土著人的生活时，他发现语言脱离了说话双方都熟悉的情境就很难被理解。Malinowski是从人类学家的角度观察了情境对于语言的限制作用，指出了情境在语言交流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语言不仅依赖于情境（context-dependent），事实上，语言的意义是完全由情境决定的（context-determined）。某一特定的言语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某一特定的条件或情景需要这一语言。在Malinowski提出了语境观之后，语言学家们对语境理论不断进行深入研究，语境理论不断得到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流派。不过，有一点一直都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认同语境对意义的决定作用。正如Lloyd Bitzer所说，“每一句话从根本上说都与情境的上下文及目的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语言材料都不可分割地与包含这些话语的活动过程混合在一起，并依赖于这个过程”（1968：4）。

语境因其对意义的决定作用而一直被翻译研究者重视。Eugene Nida在《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中讨论了语境与翻译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说，“语境不仅决定一个单词如何被理解，也决定它如何被翻译”，并指出自己对语境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话语理解和表达错误都源于没有考虑好语境问题（2001：164）。Basil Hatim & Ian Mason（2001）在《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ranslator）一书中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区分了语境的三个层面：交际的、语用学的以及符号学的。在这两位作者看来，语境等同于语域（register）。Daniel Shaw（1987）在《翻译语境：翻译中的文化因素》（The Translation Context：Cultural Factors in Translation）一文提出了“翻译语境”这一概念，并把“翻译语境”定义为“翻译过程中聚合起来的文化互动的总和”。Shaw通过两种文化模式对“翻译语境”进行描述，即“三文化模式”（The Three Cultures Model）（氏族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和“文化距离模式”（The Culture-Distance Model）。Shaw认为，文化不同，其亲情关系、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关系、意识形态都会有差异，而这些差异都会给翻译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化距离越小、文化中共性越多，翻译就越容易成功。Peter Newmark认为，语篇中的词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或多或少受到了语境的制约。他说，“我们翻译的确实是词语，……因为页面上除了词语别无他物。但我们翻译的不是孤立的词语，而是或多或少受到语境制约的词语，这些语境因素有句法的、搭配的、情景的、文化的、个人方言的等等”（2001：73）。上述学者虽然研究角度不同，但基本都认可语境对于翻译的重要意义。

2．2 修辞情境理论概述

语境对意义有决定作用，意义的产生和理解离不开语境。不过，作为对外报道类软新闻而言，却不能止步于产生意义，更重要的是要使读者接受其内容，也就是要达到传播效果。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光靠语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另外一种情境的支持。在这种情境中，交际者可以使自己的观点较为容易地被读者接受而不产生误解，读者也会对交际者的观点产生积极的回应，如采取某种行动或接受交际者的某种观点等。这种情境就是修辞情境。

2．2．1 古典修辞学中的凯洛斯

修辞情境不是一个新概念，古希腊就有凯洛斯（Kairos）这一与现代修辞情境较为相似的概念。凯洛斯在古希腊所指范围十分宽泛，它可以指表示时间地点的情境、适当的时机或把握时机、平衡各种情境的因素、论据的适合性、甚至是善于把握时机的神或修辞者等（1999：31-34）。不过，古典修辞学中虽然有凯洛斯这一概念，却从未对其进行过系统研究。James L．Kinneavy（1985）在《凯洛斯：一个古典修辞学中被忽视的概念》（Kairos：A Neglected Concept in Classical Rhetoric In Rhetoric）一文中曾感叹“自古以来在修辞学史上凯洛斯几乎是一个可被忽略的篇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凯洛斯长期备受冷落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David S．Kaufer（1979：173）认为，修辞情境在当时被认为是用来维护国家的正常功能，个人是无法对其加以改变的，所以情境中固然有矛盾、有冲突，但是就整个情境而言是相对稳定的。既然是稳定的，就激不起太多研究兴趣。Kaufer指出这种稳定静止的修辞情境观是出于“社会透明”的假设，这种假设主张参与者赋予情境的解释是可以被观察者理解的。这与当时的语言观不无关系，古希腊人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外在的对象，不是也不可能是被个人所拥有。因此，古希腊的修辞学基本上都是从观察者的角度出发，研究演讲者如何说服听众，听众和环境都是相对静止不变的。

2．2．2 Bitzer修辞情境的定义及其构成要素

最早对修辞情境进行系统研究的是Bitzer，他认为之前的修辞学家对于修辞情境要么置之不理，要么间接地进行研究，关于情境的概念都是暗含在某些修辞学理论中，修辞理论关注的都是演讲者采用的方法或是语篇本身，而不是邀请演讲者运用方法和创造语篇的情境（1968：3）。因此，他的目标是勾勒出修辞情境的轮廓，使它成为修辞学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Bitzer的修辞情境包括三大构成要素：紧急情况、决定和行为受到限制的听众，以及影响演讲者并能用来影响听众的制约因素。任何紧急情况都是一种缺陷，一种障碍，一种等待要做的事情，以及一种不应该那样的东西。它是以紧迫为特征的。然而，不是所有紧急情况都是修辞情境，不能被修正的紧急情况就不是修辞情境，不能被话语修正的也不是修辞情境。如果话语在被引进情境中之后能够限制人类的决定或行为，从而对那种紧急情况做出重大修正，那么那种紧急情况就可以被完全或部分消除。修辞情境的第二个组成成分是听众。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听众，修辞情境中的听众是那些变化的中介人，修辞话语通过影响那些人的决定和行为而产生变化。因此，他们必须参与到变化中去，是变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了紧急情况和听众，每个修辞情境还需要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包括作为情境一部分的人物、事件、目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有能力制约改变紧急情况所需的决定和行为。同时，Bitzer还认为，修辞情境决定了或预先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反应。演讲者通过修辞情境的三要素——紧急情况、听众以及制约因素——分析自己所处的修辞情境，然后再决定自己要说什么才能对情境加以改善。也就是说，演讲者所讲的内容应该由紧急情况、听众，以及制约因素决定（1968：6-10）。

下面的例子可以对上述情境理论进行具体说明。在Patrick Henry著名的演讲《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Death or Give me Liberty）中，有紧急情况，那就是英军兵临城下，战争一触即发，但美国毫无战争的准备，仍在想和英国议和；有听众，弗吉尼亚州议会中的议员们，他们中大多数都不愿与英国撕破脸，Patrick Henry正是想通过演讲来改变他们的想法，使他们同意参与英军挑起的战争，赢得美国独立；也有一系列的制约因素，比如当时美国的相对弱小、英国表面上的友善等，这些都导致了议会议员的犹豫不决。Patrick Henry针对这一修辞情境，做出了适当的反应，他揭露了英国想要侵占美国、奴役美国人民的野心，指出虽然英国表面上对美国非常友善，其实他们已经派来了大量的军队与舰艇，随时准备与美国开战。摆在美国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战争，否则就只能被英国长久奴役。Patrick借此呼吁，“不自由、毋宁死”。当时，很多议员被他的演讲所说服，同意开始进行战争的准备。在这个例子中，Patrick的修辞话语成功地修正了紧急状况，改变了美国当时大敌当前却仍毫无战争准备的危急情况。

2．2．3 Burke修辞情境的定义和构成要素

Kenneth Burke虽然没有公开地对Bizter的修辞情境理论进行驳斥，但他显然是反对将修辞情境局限于紧急情况的。在他的同名论文《修辞情境》中，Burke用一个非常普通的词精妙地概括了“修辞情境”，这个词就是“我们”。“我们”这个词看似简单，其实蕴含了相当丰富的意义。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我们”。Burke认为，“我们”这一概念中包含了一组相互对立的运动，那就是“凝聚”与“分裂”。事实上，是“凝聚”与“分裂”构成了“修辞情境”。而这种修辞情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共性。Burke解释说，“神经系统的中心性始于分娩。通过语言和生产方式，不同的神经系统建造各种各样的性质和规模上相异的利益和兴趣社会团体。在这种相分离和相团聚中，产生了普遍的‘修辞情境’。（1969b：156，164）”

Burke用总统选举为例说明了这种包含着“凝聚”与“分裂”的修辞情境。在竞选之中，竞选者强调彼此的分裂，特别是那些与对手明显不同的方面。在竞选之后，胜者则立即将不同点尽可能地弱化，强调他是被选出来代表整个国家的，以此实现凝聚。换句话说，在竞选之前，“我们”包含了竞选者和支持他的或与他持相同观点的选民，而在竞选之后，“我们”的范围被扩大至所有的国民。

Burke的修辞情境理论与Bizter的理论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Burke大幅拓展了修辞情境的范围。根据Bitzer的理论，要成为修辞情境，就必须要满足三个大条件，即紧急事件、听众以及制约因素；而根据Burke的定义，只要满足“凝聚”与“分裂”两大要件，就可以算作修辞情境。在Burke的修辞王国中，甚至包含了服饰等非言语的因素。他曾说，“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医生办公室里的医疗器具也不是仅仅从它对于诊断的有用与否来判断的，它在医学修辞中也有一种功能。不论它作为工具而言是什么，它同时诉诸意象”（1969b：695）。

其次，Burke眼中的修辞情境是动态的。Bitzer情境论的三要素——紧急情况、听众，以及限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固定不变的，紧急情况是客观存在的，要有能引起适当反应的修辞话语对它进行改变或消解；听众的范围也是固定的，是正在听演讲的一群人；同样，限制因素也是静态的概念。与此不同，“我们”是永动的，其中所包含的“凝聚”与“分裂”一直处在一种动态的转换过程中。凝聚导致分离，分离的最后结果便是凝聚。正是有了分离，才会给人们以动力去寻找“重合的边缘”（margin of overlap），以进行交流（2000：81）。但是如果只有凝聚，人们也就不需要再去寻求一致，那也就没有了修辞。Burke这样写道：“如果人们之间没有分离，那么就不需要修辞学家来宣扬团结；如果人类整个的、真真正正地是一体的，那么绝对的交流将是最为重要的”（转引自胡曙中，1999：257）。

最后，Burke将关注点放在了人的合作上。在Bitzer的情境论中，改变听众的态度是修辞行为的目的，这其实是延续了古典修辞学的传统，Aristotle对修辞的定义就是“对在任何已知情况中有用的劝说方式进行观察的能力”（转引自胡曙中，1999：24）。与此不同，Burke更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最为严重的人类问题就是疏远与分裂，修辞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Burke，2005：223）。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团结一致的，分裂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而修辞学就要产生一种凝聚的力量来减少分裂。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消除人们之间的误解，从而避免社会动荡与战争，并且强调要将自己放在听众的位置上思考问题，注重自己与听众之间的关系。而要使听众同意你，就必须尽量缩小差异。换句话说，就是要尽可能地与他们“凝聚”。正如Richard Ohmann所说，“现代修辞学将演讲者或作者与听众之间的障碍降低了。它将重点转向合作、相互关系以及社会和谐”（1994：300）。

显然，Burke提出的是一种“大情境观”，他强调他是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归纳出普遍的“人的环境”这个意义上探讨在他看来属于修辞情景的主要特征（Burke，1998：155）。不过，Burke没有提及修辞情境的构成要素，也许是他将“修辞情境”扩大为“人的环境”后范围过于宽泛，几乎无所不包，已经很难具体划分出其构成要素了。

2．3 在软新闻编译中构建修辞情境的意义

2．3．1 实现“凝聚”与“分裂”的自然转换

在Burke的情境观中，“凝聚”与“分裂”是一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作用的核心概念，“分裂”并不可怕，因为“分久必合”，而要实现由“分裂”到“凝聚”的转变，“合作”是唯一的方法。这一理念对于软新闻编译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在编译过程中，编译者面对的读者是与自己在价值观、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巨大差异的。之前很多理论都强调其“不同”，为了使目标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编译者往往采用居高临下的“教化”姿态，将自己的文化、语言、意识形态“塞”给读者，目的是想让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以此缩小“分裂”。在翻译界也有“归化”与“异化”之争。所谓“归化”就是使翻译尽可能地接近目标语；而“异化”指的是使翻译保留源语言的特征，也就是保留其“异域情调”。“归化”与“异化”之争也是反映了译者意识到了存在的“分裂”而要极力对其进行弥补的努力。但是，这些方式都没有正确理解“凝聚”与“分裂”的动态互动关系。首先，很明显，它们对“分裂”是有敌意的，将“分裂”认为是一大障碍而极力弥补；其次，这些观点都是单向的，都是从译者的角度进行的思考，没有意识到读者的能动作用。

伯克的修辞情境观告诉我们“凝聚”和“分裂”是情境固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是永恒的，两者之间的转化也是一个自然过程，是“水到渠成”的。也就是说，要消除“分裂”是不可能的，编译者能做的只是促使“分裂”向“凝聚”转化。当然，这种努力也不是单方面的，要有读者的“合作”，这就需要编译者平等地对待读者，使读者积极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参与到凝聚过程中来。因此，编译者最终要实现的，是通过自己的编译稿构建出一个读者能接受的、并且乐意参与进来的以合作为前提的修辞情境，读者处在这样的情境中，可以比较自然地认同编译者的观点，从而实现由“分裂”到“凝聚”的转化。当然，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编译稿的目标受众是西方读者，撰写时所用的语言是英语，所处的是西方文化，这一切都使得原文的修辞情境不再适用。要使译文读者欣然接受编译者的观点，就必须对修辞情境进行重新构建，否则，巨大的文化及语言差异将使译文遭遇“水土不服”，造成传播的失败。

2．3．2 修辞情境与修辞话语

软新闻编译研究中需要构建修辞情境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修辞情境是与修辞话语紧密相连的，适宜的修辞情境和有效的修辞话语是相辅相成的。正如Kinneavy所说，“要判断一个话语的片段，就要把它放在它产生和被理解的情境场合之中。这是当代修辞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显然也适合许多不同的学科”（Herrick，2005：222）。不过，对于两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却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Bitzer认为，虽然修辞话语的产生表明了修辞情境的存在，但是不能说修辞话语总是伴随着修辞情境，也不能说修辞话语创造了修辞情境。相反，是修辞情境导致了修辞话语的产生。为了更好地解释修辞情境，Bitzer将其与三个概念做了切割。首先，修辞情境不同于意义的场合，意义的场合是人类交流的基本条件，没有对意义场合和言语的了解，任何言语都是无法被理解的。其次，修辞情境也不同于劝说情境，劝说情境太普遍了，任何时候，只要用言语改变听众的信念或行为，都是劝说情境。最后，修辞话语也不一定必须扎根于历史背景中，这与树必须扎根于土壤不同。树不是从土壤中获取它作为树的特点的，但是修辞话语却是从修辞情境中获取它作为修辞的特点的。换言之，没有修辞情境，就没有修辞话语，修辞与情境紧密相连（1968：3-4）。

Richard E．Vatz反对Bitzer将情境独立于演讲者的做法，他也不认为意义是情境固有的。他认为演讲者不仅创造文本，还创造情境，“话语并不暗示语境特征”。话语可能描写语境，但它们实际上只是从现象学的角度向我们介绍了说话者。Vatz注意到选择哪些事实和事件完全是说话人的任意行为，因此，修辞语篇是一种创造行为，一种解释行为，而不是在情境中被发现的。修辞语篇表达了说话者的意图和理解，这些意图和理解导致了修辞情境的产生。可以看出，Vatz对于修辞情境与修辞话语的因果关系，正好是与Bitzer背道而驰的。他强调修辞者的主观能动性，“意义不是在情境中被发现的，而是由修辞者创造的”。“情境都离不开理解者的视角，也离不开理解者选择用来表征它的修辞”（1973：154-161）。

Scott Consigny认为，Bitzer和Vatz的理论都有问题。在Bitzer的理论中，情境控制了修辞者的反应；而Vatz却认为修辞者可以自由任意地创建一个情境。Consigny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不能解释实际的修辞实践。“Bitzer正确地将‘特殊性’作为修辞情境的特点，但是他因此将情境错误地想象成确定的以及有决定作用的。……Vatz正确地将修辞者看作是有创造性的，但是他没有解释修辞者行为真正的限制是什么”（1974：176）。Consigny指出，修辞者不能任意地制造紧急情况，他必须仔细考虑自己所处情境的特殊性。修辞者发挥作用的情境不是确定性的，他需要在不确定的情境之中找出具体的可能被解决的问题。“修辞情境是一个麻烦而混乱的场合，修辞者必须对其进行构建以揭示并发现问题”（1974：177）。修辞理论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修辞者和修辞情境哪个处于支配地位，而是在每种特定的情况下，修辞者如何参与一个全新的、不确定的情境，如何拥有一个理解它的方法。在Consigny看来，修辞话语就是对纷繁复杂的修辞情境理解后的产物。他采用了古典修辞学中“论题”这一概念，认为“论题”是“发现或发明的重要工具”，是“修辞者思考和行动的领域”（1974：182）。通过使用“论题”，修辞者就有了允许他参与某个情境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能够在新的情境中无需事先行动就可以发现和管理情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但修辞者不能享有无限的自由，在发现问题时，他必须接受情境的特殊性，即考虑情境参数以及情境的特殊性。

之前的争论都是围绕先有修辞情境还是先有修辞语篇，而Barbara A．Biesecker认为再这么争论下去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因此，她跳出了原有的框框，用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理论在Vatz的基础上对Bitzer的情境观进一步进行批驳。“延异”是Derrida解构主义的核心，Derrida认为任何一个成分，只有在指向与它不同的另一个成分时才能发挥作用，这种交织导致了每个成分内部都有关系链或系统中其他成分的痕迹。“无论是在成分与成分之间，还是在系统中，没有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只有差异和痕迹的痕迹”（1981：26）。Biesecker认为解构主义能使我们认真对待语篇实践的修辞性，语篇的修辞标志着延异对于写作的干预。修辞不是语篇论据或观点的一种装饰，也不是附属品，而是开始一个语篇的延异以及隐喻性的技巧。换句话说，解构主义使修辞理论家与批评家将修辞语篇看作是不同语篇的交织，语篇即时的修辞情境或作者都不再被简单地看成来源或生成的动因，修辞情境被看作是身份或社会关系产生的事件。同时，“听众”这个概念也不是静止的，听众也会参与到语篇实践中，他们不是语篇生成过程所指向的对象，也不是事先预设好的，而是参与到语篇生成过程中的一分子。修辞情境不是演讲者和紧急情况之间的互动，而是演讲者和听众参与共同身份建立的过程（1989：120 122）。

可以看出，Vatz反对的主要是修辞情境对于修辞话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是修辞话语创造了修辞情境；Consingy认清了情境的复杂性，绝非一个“紧急状态”能够概括的，修辞者的创造性在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修辞情境中发现问题、找出论题；Biesecker从解构主义者的角度对修辞情境与修辞语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构，修辞语篇是由不同语篇交织的产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因此，修辞情境也就不可能仅限于语篇产生过程中的情境，而是应被放到整个人类生活的大背景中去。既然这样，修辞语篇与修辞话语孰轻孰重的话题就无从谈起了，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整体。

Biesecker的这种“整体观”与Burke的情境观非常接近。Burke认为，很难将一个人所用的语言与他在使用语言时所处的非语言环境之间做出区分。“修辞材料本身就是修辞情景的组成部分，虽然‘修辞情景’这一概念不能限于这些因素”（1998：155-156）。也就是说，Bitzer虽然认为修辞话语与修辞情景是密不可分的，但它们还是可以区分的两个概念，有些修辞情景可能没有修辞话语参与。而在Burke看来，修辞话语与修辞情景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相互依存，互为彼此，根本不可能对它们做清晰的切割。既然无法切割，就没有必要谈及两者的关系，它们本来就是同一概念。

既然修辞语篇和修辞情境是合二为一、难分彼此的，那么在对软新闻编译稿这一修辞语篇进行研究时就必然涉及其所处的修辞情境。编译稿要达到最佳传播效果离不开修辞情境对它的支持，而同时它又参与到修辞情境的构建中，是新的修辞情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3．3 修辞情境与修辞立场

构建适宜的修辞情境可以帮助编译者采取正确的修辞立场。修辞立场（rhetoric stance）这一概念是Wayne Booth提出的，旨在将Burke抽象的修辞情境理论具体化。Burke的修辞情境理论就像他其他理论一样，抽象而又晦涩难懂。他只是用“我们”“分裂”“凝聚”这些概念总结出所有修辞情境的特征，却没有具体指出构成修辞情境的要件。或许这是因为他的情境包含了太多的东西，需要读者在解读中体会理论的精髓，任何具体化的努力都可能造成误解。不过，这给理论的具体运用带来困难。为了使理论更具操作性，Booth将Burke的修辞情境细分为三大要素：“有关主题本身的可用争论”“观众的兴趣和特征”“说话人的声音和隐含性格”，并认为这三者之间的难以言状的平衡就是“修辞立场”。Booth同时指出，这种平衡是所有优秀的写作所共有的一个要素，能否在写作中实现三要素的微妙平衡，是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布斯，2009：41-42）。

Booth说，“真正的修辞学家的立场，必须跟两三个讹用的失衡立场（unbalanced stances）相比较，才可以看得清楚。而这些失衡的立场恰恰是那些自以为在从事修辞学的人们设想出来的”。第一个是学究式立场（the pedant's stance），它包括忽视或淡化讲话人和听众之间的人际关系，完全依赖于对主题的陈述——即遗忘了特定的观众。这种滥用的原因是忽视了观众，或过度依赖于主题本身。第二个是广告者立场（the advertiser's stance），即低估了主题，高估了纯粹的效果：即怎样才能赢得朋友，怎样才能影响人们。Booth认为修辞学是劝说的艺术，但它不是表面上那种一开始就暴露一切去劝说的艺术。第三个是表演者立场（the entertainer's stance），采用这一立场的作者会情愿为了个性和魅力而牺牲掉内容（布斯，2009：42，44，46）。

软新闻编译稿如果能够构建适宜的修辞情境，就可以使编译者避免采用错误的修辞立场，从而导致传播失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文原文和编译稿面对的受众不同，对于修辞立场也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有时，在中文中可以被接受的修辞立场，如果直接翻译成英语，就有可能成为讹用的修辞立场的典型。下面这段文字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直译成英语，就会因没有考虑读者的特殊性而犯下“学究式立场”的错误：

进入80年代，株洲率先在全国的国有企业中实施了企业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改革（例如：建立新的用工机制、干部能上能下的运行机制）等一系列搞好、搞活国有企业的措施。得益于改革的不断深化，一批支撑株洲工业发展的大中型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株洲的南方集团、电力机车厂、冶炼厂、硬质合金厂、千金药业等企业的利润占全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90％以上，在全国企业500强中，株洲市就占了6家。这在当时，被新闻界誉为“株洲现象^（1）。

上例介绍了株洲的国有企业改革，涉及企业劳动、人事、工资三大方面，出现了“建立新的用工机制”“干部能上能下的运行机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术语。这些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作出任何解释。但对于译文读者而言，这些信息显然是很难理解的。如果将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原封不动地翻译成英语，译者就是没有考虑到译文读者的特殊性，就是犯下了“学究式立场”的错误。

下面的例子反映的则是“表演者立场”：

水映山容，使山容益添秀美，山清水秀，使水更显柔情。有诗云：岸上湖中各自齐，山觞水酌两相宜。只言游舫浑如画，身在画中原不知。

上例文笔优美，通过四字格和诗句形象地描绘了优美的自然风光。不过，且不说翻译成英语难度很大，就是翻译成功了，这种散文化的语言也不适合英语软新闻。软新闻这一偏正词组的中心词是“新闻”，出于客观性的考虑，新闻对语言有特殊的要求，那就是语言要求尽量简练，尽量避免使用含过多感情色彩浓郁的词。上文为了片面追求美感用词过于华丽，显然违反了新闻的用词原则，在编译时就应该删去。

“广告者立场”在软新闻中也并不鲜见。有时，编译者为了尽可能地说服读者，只描述事物积极的一面，而对负面的内容避而不谈。但是，不说并不代表不存在，这种立场会损害主题的真实性。Booth认为，“这种滥用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威胁，其危险性甚于忽略观众”（2009：46）。并且，读者也很容易发现这种对平衡概念的滥用，并由此对编译者产生不信任感，从而终止阅读或放弃接受编译者想要他们接受的观点。

Booth说，“比起笨拙地指出修辞平衡遭到破坏时的结果，平衡本身更加难以形容。但是我们发现一位作者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想法时，我们就经历了这种平衡”（2009：46）。事实上，这种平衡就是构建修辞情境的目标，只要有适宜的修辞情境，就会有正确的修辞立场，修辞立场本身就是修辞情境的反映。

2．4 软新闻编译稿修辞情境的构建

2．4．1 构成要素

上一节提到了软新闻编译稿修辞情境构建的必要性，那么，软新闻编译稿修辞情境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呢？根据Burke的观点，修辞情境应该是包罗万象的，情境中所有的因素都对情境的构建都有或多或少的作用。不过，将所有的要素逐一进行研究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本节将找出对于软新闻编译稿修辞情境而言最为重要的、能解决之前提到的受众意识薄弱、软新闻不“软”以及可信度低三大问题的要素，并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Booth所提的修辞立场中主要有三个关键性因素，即“有关主题本身的可用争论”“观众的兴趣和特征”“说话人的声音和隐含性格”，并指出三者之间巧妙的平衡就是正确的修辞立场。不过，Booth在文中没有提出正确的修辞立场具体应该是怎样的，或是意识到修辞立场之前和之后的作品有何不同。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修辞立场理论，A．M．Tibbetts在1975年发表的《重读修辞立场》（Rhetoric Stance Revisited）一文中将修辞立场运用于作文教学。Tibbetts用一位学生所写的段落进行分析，在该段落中，这位学生讨论了在一门名为“环境和人类”的大学课程上选择班级项目时的考虑：

The availability of tim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roject choice．Substantial progress should be made towards the solution of the chosen problem by the end of the class's semester．In view of this，a project should not require extensive and time-consuming library research．The major portion of the semester should be spent in the field working towards discovering practical solutions to current environmental deficiencies．

Tibbetts认为该段落能错的地方都错了。论点含糊不清；用词宽泛抽象；句子冗长笨拙；段首的总起句语义不清，没能帮助读者组织材料；其他句子好像是被扔进一个袋子中的玻璃球一样（彼此没有联系）。Tibbetts建议这位学生在保留原文基本意思的同时重新定义他的修辞立场中的三要素：

首先，他作为作者这一角色。他在文中是谁？是班中的学生？校报的记者？该门课程的老师？还是一位纳税人？其次，他的读者。他想让谁来读他的文章？是所有学生？他的父母？他的指导老师？还是大学校长？最后，他写这段文字的目的。他想让他的读者相信什么或是做什么？

该学生考虑了上述三要素后以班级成员的身份重写了上面那段文字：

In choosing a problem for our project，we must remember that we have only four month's time．By the end of the thirdmonth，we should not only have identified the problem，but also have started on a practical solution to it．We should avoid problems which require extensive research in the library or a lot of travel around the state（all members of the class are fulltime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and ten of us have part-time jobs．）Probably，most of us will have to limit our library research to a few basic books or magazines and our field work to Champaign County．

修改过的段落有了明显的改观。这位学生考虑到这段文字的写作目的是要让读者（自己的同班同学）在读后有所行动，为此，他做了以下几方面的调整：首先，在开头部分作者删除了availability of time这一拗口的表达，直接以“In choosing a problem for our project，we must remember that we have only four month's time”开始，简单明了，开门见山；原文中生涩的被动语态全部被转换成了主动语态，文中三句句子以“we”作主语，一句以“most of us”作主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也使得内容由抽象变为具体；在用词方面，如substantial progress等空洞无物的词汇均被简单易懂的词汇代替，使修改后的语段读起来顺畅自如，更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