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

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十年精选集 作者:汤晓青 著


“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

徐新建

引言

自2004年冬季以来,接连三次在成都、南宁和西宁举办的三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研讨中,出于对少数民族文学重新定位和对中国文学整体把握的思考,来自各地不同机构的学者们逐步提出了需要从多民族关联的角度关注文学史观的问题,理由是不如此便不能完整地描述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基本面貌及其文学构成。这样便引出了一系列相关讨论。在笔者看来,其中包含的问题已显示在此命题的主要词语之中,即“中国”“文学”“多民族”“史观”。不过,这几个词语看似简单,深究起来却实属不易,需要逐一辨析。

本文在夷夏互补的背景下论述“多民族文学史观”,强调“中国”概念同时具有的结构性与过程性,把文学同史学结合考察,提出“多历史”与“多文学”的观点。

一 “国别文学史”的由来和影响

为特定地方与人群的文学写史,若借用人类学的方式来看,相当于对其实际的文学事象作“田野考察”,然后完成历时性的“民族志”书写。这样的过程,表面看只包括三个步骤,即观察、描述和解释;实际上不仅涉及了书写与对象的关系,而且体现了写者自身的处境及其对“田野”的意图、掌控乃至发挥和删减。如果说前一个部分主要与书写行为的外在环节相关的话,后者则关联着这种书写之所以产生的内在动机及其赖以支撑的文学观和史学观。

近代以来,汉语学术界以《中国文学史》为名的著述层出不穷。著者们把“中国”作田野,并多以“国家”为主轴、“朝代”为分野,掀起了为本土文学作“民族志书写”的一次次热潮。若从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1906)和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算起,这样的书写持续了近百年。其成果可视为“国别文学史”类型。在文学和史学的观念上,这种以中国(历朝)为名的“国别文学史”书写虽然因人而异,但在总体上则突出了一些相近的特点,比如“文学国家化”与“汉语中心观”,以及“万世一系”和“华夏正中”的历史表述,等等。

联系当时的背景,这种书写的形成,在政治上主要受制于“天朝体系”的崩溃和“民族国家”的创立;在学术上则出自对本土传统的叛离、改造与对西学范式的接纳和对应。例如,同时倡导“小说界革命”和“史界革命”的梁启超立志以“新史学”方式撰写《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然后把“文学”作为有机篇章列入其中,以彰显本土传统的久远、丰富和完整。也就是说,梁是把中国文学作为“国别史”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他的坐标是已演化为“民族-国家体系”的现代世界,参照对象是欧洲列强。参照的目的,用梁的话说,是要用盛大典礼迎娶“西方美人”,“以亢我宗”[1]

那么,在这样的国别史书写中,文学何以重要?换句话说,为什么要把文学挑选并凸显出来,镶嵌“国别史”的框架之中?梁启超表述说:

凡一国之能够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子,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

对此所谓“国民独具之特质”,梁启超看得很重,称之为“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2]后世的研究者分析说,梁氏研究中国文学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那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国本位”;而其比较中西、输入域外,与之认定的一条公理有关。什么样的公理呢?

我们这个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后,文学界必放光彩。[3]

这里所提的“华夏”及其相关联的“民族主义”与“根柢源泉”论述十分紧要,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自那以来书写“国别”类型之《中国文学史》的关键。在今天看来,这个关键其实就是“以亢我宗”的“国家民族主义”。它的特点在于把文学纳入国史,升为国学,并通过二者的整合,团结族群、成就国家(“群乃结”“国乃成”),继而企望在世界列强的围绕之中使“华夏传统”重放光彩。

由这观之,此类《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其说只是对以往文学事象的汇集整理,不如说更是以此为由的一种重造。它创立了一种书写的新文类,继而在既有文学的表象之后,通过国史框架和学术话语标显出对于重建“中国”的新主张。以文学和史学的结合来说,这种国别式“中国文学史”的出现,无论在体例、史观抑或是功用方面,都有所创新,堪称现代国家话语中的“新史学”。至于论其“新”的由来和体现,梁启超认为在于能够激励国民的“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继而“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4]。而依顾颉刚近半个世纪后的小结,此史学之“新”,则又主要与民国的建立和近代西方的影响有关。什么样的影响呢?其一是科学的新方法,其二是进化的新史观。[5]在此意义上,被其催生,包括“中国文学史”在内的“新史学”则又可称为西方“民族国家”样板的仿制品。

这样,如若反向地套用梁启超所言“文学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的话,对于此类的写史现象便可谓“史皆文学”。其成果均可视为一种书写和创造。内中值得关注的倒还不仅仅是他们写了什么,而是为何而写和怎样在写。亦即需要分析这些书写所依托和表达的诸种理据何在。换用人类学方式来讲,为了理解这些文学式的“民族志”写作,就需要审视:(1)书写者们的“田野”在哪里、对象和目的是什么?(2)他们提出并要解决的问题怎么样?(3)其用以解释的理论、方法及影响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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