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李商隐《流莺》

亲爱的读者，在您翻开的这本小书中，一位杰出的歌手，用他那深微婉曲、博丽精工的诗歌，向您——一千多年后的知音——倾诉他的欢乐、相思和失恋，倾诉他理想的追求与幻灭，以及在人生浑浊的长河中流不尽的痛苦。在这里，向您展示的是一颗诚挚的心灵中最美丽的东西，也是我国诗歌百花园中一株芳馨别具的奇葩。

这位歌手，就是晚唐诗人李商隐。

一

李商隐（约813—858），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祖父李浦起，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他生于一个衰落的贵族家庭，自称是宗室之后，但前几代人都只做过县令、县尉和州郡佐一类的低级地方官吏，父亲李嗣曾任获嘉县令，早死。家境日益艰困，“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人生穷困，闻见所无”（《祭裴氏姊文》）。在这严峻的生活环境中，李商隐勤奋读书，志在猎取功名，振兴家道。他跟随一位积学的堂叔学习经籍和古文，十六岁时就著有《才论》、《圣论》等文章，为士大夫所知。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作巡官，开始了他一生飘蓬般的“薄宦”生涯。令狐楚很爱重他的才华，竭诚奖掖，亲自指导他学习时兴的骈文，并让儿子令狐绹与他交游。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从至太原。他二十二岁时初次到京城应举，落第后一度在从表叔兖海观察使崔戎幕中。不久崔戎病卒，他无所依倚，便到河南济源的玉阳山、王屋山一带隐居学道。在唐代，学道是一种时髦的风尚、求仕的“终南捷径”。李商隐学道的最大收获大概就是彻底认识到求仙的虚妄，这反映在他后来写的许多与仙道有关的讽刺诗中。他还与女道士宋真人相恋。宗教的神秘气氛、道山幽奇冷峭的环境以及受压抑的苦闷的爱情，都给他提供了不少诗材和意境。

李商隐早年的诗作存留不多，但也显露出诗人远大的志向和卓越的才华。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当时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诗篇，如《隋师东》、《重有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诗，有力地抨击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指事陈情，激切感人。还有一些作品用比兴的手法，寄托个人的凌云壮志和用世抱负，如《初食笋呈座中》和《无题》（八岁偷照镜）等，笔意宛转，含蓄有味。这些作品已初步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

开成二年（837），李商隐经令狐绹引荐，登进士第。从此正式踏上仕途，并被卷入了复杂尖锐的党争中去。这年冬天，令狐楚卒，诗人失去凭依，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当时唐王朝内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正进行激烈的斗争（史称“牛李党争”），令狐父子属牛党，王茂元则接近李党。李商隐对两党并不怀偏见，也没有攀附其中任何一个，而令狐绹及牛党中人却认为他“背恩”、“无行”（《旧唐书·李商隐传》）。从此，他便在两党倾轧的险恶的政治漩涡中，至死无法自拔，成为党争的牺牲品。开成三年，他应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先为考官周墀、李回所取，复审时却被中书省中有势力者除名。次年始释褐，授秘书省校书郎，随即外调为弘农尉，又因平反冤狱事触忤上司孙简，几乎罢官。开成五年，辞职回京，请求他调。这时武宗即位，任李德裕为宰相，王茂元也内召入朝。会昌二年（842），李商隐参加吏部甄拔试入选，授秘书省正字，时年三十一岁，以为从此可实现理想，重振家声。可惜同年冬，即遭母丧离官，移家永乐（今山西芮城），过着隐居读书的闲适生活。会昌五年秋，服丧期满，回到长安复职。但好景不长，武宗服金丹死去，宣宗即位，重新起用牛党，大黜李党。大中元年（847），李商隐三十七岁，离开长安，开始了长期的漂泊生涯。

从开成三年到会昌六年这九年间，是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诗歌的题材更加丰富，感事抒怀，羁旅行役，咏史咏物，都写得沉厚深婉，在艺术上渐趋成熟之境。其代表作如《安定城楼》、《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等，表现了诗人的远大理想和铮铮风骨。《哭刘司户》、《哭刘》等，对高风亮节的友人表示了深挚的敬意。

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党的给事中郑亚外放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辟李商隐入幕，为掌书记。诗人在桂州（今广西桂林）虽受礼遇，但心情还是抑郁的。次年二月，郑亚被贬循州刺史，李商隐只好北还，在湖南观察使李回幕中稍事逗留，冬初返长安参加冬选，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尉，不久改为京兆参军。大中三年冬，又到武宁军节度使（治徐州）卢弘止幕中，为判官，得侍御史衔。大中五年春，再入朝，得到对他有宿怨的宰相令狐绹的帮助，补太学博士。不久，妻王氏病故，这使他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思想非常消极和痛苦。大中五年七月，柳仲郢任东川节度使，诗人被辟为书记，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幕府中一住五年，直到大中十年春，才随柳仲郢返长安，就任盐铁推官，一度游历江东。大中十二年（858），罢职回郑州闲居，大约就在这年年底，李商隐怀着匡国未遂之志，在凄凉寂寞中死去了。年仅四十六岁。

李商隐在大中年间，度过他最坎坷失意的后半生。这十二年中，三入幕府，漂泊天涯，眷顾皇都，想念妻儿，忧愤政治生活的黑暗，感慨世事的沧桑变幻，他写了大量的政治议论诗和抒情诗。忧时伤国的感情和个人不幸的身世结合起来，形成了他晚期诗歌沉郁苍凉的风格。这时期的诗作如《乱石》、《梦泽》、《杜工部蜀中离席》、《夜饮》、《筹笔驿》等，都是感怀身世、吊古伤时的名篇。而在颓年时写作的《幽居冬暮》，则自然深至，以沉挚之笔表达壮志难酬的悲愤。李商隐后期的诗歌，风格老成，情致深蕴，在艺术上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

二

李商隐是晚唐渐趋寥落的诗坛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颗晨星。他的诗作流传下来的约六百首，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抒情诗。而在抒情诗中最主要的是自伤身世之作。

由于适逢衰世，命运坎坷，在李商隐的抒情诗中，表现了积极用世和消极避世两种思想的矛盾，传达了封建社会中怀才不遇的文人苦闷忧痛的心声。诗人的本性是要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他青年时代写的《安定城楼》诗中，就曾发出“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豪言壮语，表现了诗人的气概和襟怀。尽管在仕途上困顿失意，屡遭排斥，仍希望能有所作为，一展抱负，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为自己未能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而感愤不已：“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另一方面，由于壮志成虚，致君无路，诗人惘惘不甘而又无法自遣，在他的诗中常流露出浓重的悲观伤感的情绪。他借酒消愁：“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夜饮》）他欲哭无泪：“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家国之感，身世之悲，触绪纷来，这些诗歌沉痛地控诉社会对人才的摧残，即令千百年后的读者都为诗人不幸的命运而咨嗟不已。

李商隐的诗歌，每每“因事寄情，寓物成命”（《上令狐相公状二》），以咏物来寄寓作者的情怀，这是李商隐抒情诗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诗人以敏锐的观察力，体物入微，先得物之神理，然后把自己的感受融进物中，物我一体。如：“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回中牡丹为雨所败》）流光晼晚，国香零落，这不也是诗人自己身世的写照吗？又如著名的《蝉》诗：“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写蝉悲鸣传恨，但却得不到同情，表达了诗人哀告无门的痛苦的心声。物我交融，思深意远。

在李商隐的抒情诗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无题”诗。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大都写得较为深曲隐晦，千百年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诗歌每以爱情相思为题材，情致缠绵，意境幽渺，辞藻精丽，声调和美，代表了李商隐诗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也是唐诗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无题诗中有些寄寓身世感慨之作，如“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深下莫愁堂”等，用意显明，索解较易；但多数篇什托意是在若有若无之间，难以一一指实，如“来是空言去绝踪”、“相见时难别亦难”等，表达固结不解的深怨遥情。其中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名句，长期以来被人们广为传诵。这也说明无题诗中抒写的悲剧性的爱情相思，是与诗人个人身世和时代命运息息相通的，它表现了作者在政治生活上的希望、追求以及失意的苦闷和悲愤。

除了无题诗中若隐若现的情诗外，李商隐还写了大量有关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诗篇。其中如《碧城》、《重过圣女祠》、《春雨》等诗与无题诗相似，意境惝恍迷离，大约有些难言之隐。经历过几次痛苦的失恋之后，李商隐和王茂元之女结了婚。出身贵家的王氏很贤德，即使这场婚姻给诗人带来许多政治上的麻烦，但他们夫妇间的感情还是十分融洽的。诗人在宦游漂泊时，写了不少表现客中思家心事的深于言情的佳作。王氏卒后，诗人悲痛万分，更写了许多悼亡诗。如《伤悼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写赴蜀途中遇雪，梦见王氏为自己赶制寒衣。无家而作有家之想，真是字字血泪，至情感人。

李商隐写了许多政治诗，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反映唐代后期的政治生活和社会面貌。诗中常对当时严重的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精辟的见解，并表现出对国事的关切和忧愤。诗人强烈地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这两大政治祸害。如名作《重有感》记述大和末年震动朝野的“甘露之变”，对宦官篡权乱政、屠杀士民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表现了作者卓越的识见和胆略。《隋师东》反对藩镇割据，并指出朝廷政策的失误，任用非人，以致军阀野心得逞。尤其是长篇古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追溯唐王朝二百年来治乱兴衰的历史，具体描述唐中叶以来的社会面貌，揭露了朝政的腐败和藩镇割据纷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其深度和广度不亚于以“诗史”著称的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作品。在这些抒写时代乱离感慨的诗篇中，充满着富于正义感的诗人对国事深切的忧伤和愤激。

咏史是李商隐政治诗的重要部分。诗人直接选取故实作为素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进行艺术加工，熔史事、政论，抒情于一炉，借古讽今，寄托怀抱。诗人往往只抓住史实中最能激发自己感想的部分，借题发挥。既有浪漫的联想，又不背离历史事实。讥评当世，指斥时事，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作品每选取历史上著名的暴君昏主为表现的主题，如《齐宫词》、《南朝》、《隋宫》、《北齐二首》等，或讽刺他们的荒淫误国，或嘲笑他们的昏庸无能，讽喻当时现实的用意很明显。又如《马嵬》等诗，甚至连本朝皇帝的家丑都无情地揭露出来，用笔尖刻，略无顾忌，以至被后世评家指责为“大伤名教”、“用事失体”。唐代许多皇帝迷信神仙方术，妄求长生，诗人对他们的愚蠢行径予以辛辣的嘲讽。如著名的《瑶池》诗，从虚想落笔，写被西王母所宠遇的周穆王犹不能永年，引出题旨，说明求仙的无益，造成意深味永的艺术效果。

三

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在诗歌技法上自辟蹊径，形成独特的风格。后人把他这种“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的诗体称为“义山体”或“玉谿体”。

工于比兴，妙于象征，这是李商隐诗最主要的艺术特色。诗人运其神思，让美妙的联想和幻想的翅膀，翱翔今古，搏击天地。他的联想和幻想又是跟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往往借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去表现特殊的意义。寓象征于比兴之中，用诗人那活跃而敏感的心灵，向茫茫的大千世界探索，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因而创造出杳渺朦胧的诗境和变幻无端的意象。奇辉异彩，丽情幽思，那广博深微的艺术境界，真使读者目眩神迷，感受到强烈的诗美。诗中的具体事物也都披上了诗人心灵的精光而照临万世：“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锦瑟》）诗中把那亘古的悲哀，似乎是无法言诠的情意，用象征的手法阐示出来，寄兴深微，寓意空灵。在这超妙的诗境中所蕴含的美，是像明珠暖玉那样使人抚玩无已的。在诗歌的风格美中何尝没有诗人的人格美呢！诗人以眼前所见的景物，寄寓个人的情怀。如“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蝉》），除了把夜蝉哀鸣欲绝的特征表现出来，还造成一个深渺凄清的诗境，通过“碧无情”三字，诗人把自己幻觉般的特殊感受，巧妙地转移给读者了。又如“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给客观事物涂上浓厚的主观色彩。诗人想象自己变成一只黄莺，用它的悲泪洒在最末一朵小花上，去伤悼永远逝去的青春。唐诗中这种象征手法，发展到李商隐，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善于运典，这是李商隐诗艺术上的又一特色。借古代的事来表现现实生活，是文人创作的重要手段。诗人身处乱世，常恐罹谤遇祸，所以在写作时每采用借古讽今的方法，组织故实，裁熔史事，或以讥刺朝政，或以寄托个人有志难酬的悲愤，每能收到既尖锐深刻而又含蓄不露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有些诗涉及爱情问题，于己于人，都有不便明言之处，借典故来表达，可给具体的情事披上一层轻纱，使之更神秘、更美。从艺术角度来看，诗歌的语言力求精炼，恰当运用典故，通过暗示唤起读者的联想，就可省掉许多不必要的叙述和说明，使诗歌的内涵更丰富多彩。李商隐是饱读诗书的才子，他有广博深厚的古文化知识，经史罗于胸中，真叫古人在他的笔底奔命不暇：“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马嵬》）“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隋宫》）“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筹笔驿》）运典使事，精切不移，沉着简炼，唱叹有情。李商隐用典，也不践前人的旧路，而是把典故活用，正典反用，开拓更宽广的途径。试看他的《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诗：“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诗人因“活狱”而触怒上司，愤而离职。末两句用卞和抱玉璞献给楚王而惨遭酷刑的典故，借助类比和联想，使不便明确说出的意思找到恰当的表达形式，丰富了诗歌的构思和表现力。

清词丽句，语言凝练，这是李商隐诗艺术特色之三。李商隐是位极富于艺术感的诗人，对美有独特的会心之处。他既有富艳精工、词采浓重的诗歌，也有穆如清风的白描之作。在富丽之中时带沉郁，在清新之中不失厚重；字字锤炼而又不着痕迹，词语浅近而又中含深意。如有名的《曲江》诗：“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字面上堆金砌玉，情调却沉重苍凉。用清丽的词语，写悲慨的情怀，寓时世的深感，这是李诗有异于其他藻绘繁缛的晚唐诗之处。又如《二月二日》诗，以美景写哀思，以欣欣向荣的春色与个人的失意沦落作对照，全诗纯用白描，而用意却极为深厚。李商隐还特别着力于锻炼字句，尤善使用虚字。如《风雨》诗：“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上句着一“仍”字，下句着一“自”字，诗意便更为深婉曲折。

由于上述特点，李商隐诗在艺术上形成了含蓄婉曲、情韵深长的风格。前人评李诗“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诗概》）、“哀感沉绵”（张采田《李义山诗辨正》）、“精密华丽”（叶梦得《石林诗话》），基本上概括了李商隐诗歌的特色。一位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在对前人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揣摩、学习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汇贯通而形成的。屈原的“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意志，对李商隐的为人和创作思想有很大的影响，那种“美人香草”式的寄托手法，更是诗人着意仿效的。李商隐早年对六朝文体曾下过工夫，对徐陵、庾信等“采色浓而淡语鲜”的诗作的摹拟，也造成李诗中绮靡华艳的特色。而对李商隐影响最大的还是杜甫。杜甫以诗为史，忧国伤时，句律精严，沉郁顿挫。李氏“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蔡宽夫诗话》引王安石语），他的诗如“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杜工部蜀中离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夜饮》）等，都神肖杜甫。尤其是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指事陈情，激切感人，自是从杜甫《北征》诗脱胎而出。此外如韩愈的雄直恣肆、李贺的奇诡瑰丽，都给李商隐诗一定程度的影响。就这样，博取广收，李商隐终于在唐代诗坛上独辟蹊径，开拓出典雅华丽而又寄情深婉的新境界。他的诗歌艺术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晚唐诗人唐彦谦、韩偓以及宋初西昆体作家，直至清代钱谦益、黄景仁、龚自珍等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学李商隐；北宋的一些词人，也从李诗中吸取了深情绵邈、婉曲见意的特色，形成了“婉约”的词风。

四

自明末清初以来，李商隐诗的评注家纷起，各申己见，异说纷纭。如清代的朱鹤龄、陆昆曾、程梦星、冯浩、屈复以及近人张采田等，都对李诗下过一番功夫，尤以冯浩的《玉谿生诗集笺注》和张采田的《玉谿生年谱会笺》最为详备。钩沉索隐，考订生平，编成年谱，在诗文下逐篇注明了编年的依据，并作细致的笺释。前人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对我们读通深曲隐晦的李商隐诗有一定的帮助。可惜的是，过去的笺注家们过分强调“细案行年、曲探心迹”的方法，以为李诗皆有寄托，甚至把一些纯粹的爱情诗都比附为写李商隐与令狐绹的关系，给李诗又笼上一层层迷雾。这本《李商隐诗选译》，选录了李诗八十三首，都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先后排列略依冯浩本。在提示和注释部分，尽量吸取前人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存有歧见的篇章词句，则采用当今学术界通行的论点和见解，择善而从，力图避免臆测和附会。本书对所选入的李商隐诗歌都作了今译。译诗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采用“现代格律诗”的形式，注意诗句的排列和声韵的谐调，力求传递出原诗内容和风格的特色。古典诗词今译是艰巨而复杂的工作，移译素称深曲的李商隐诗更不容易，本书译诗不妥之处，敬祈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陈永正（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