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侍从文人集团说略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给士阶层在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这一创伤，一直流淌着血，并不因时光的流逝而稍见愈合。

这是一种无形的抑压，一种切骨的啮咬。

为什么从汉代初年开始，文人学士就纷纷外出游历，或依附于藩王，或高攀于国君？原来，他们一方面憧憬着战国文士那种高颜抗礼的风范，希求发挥治国之才，大展鲲鹏之志；另一方面又屈从于现实政治氛围的窒压，俯首夤缘权势，甘于以文自重。

士阶层与专制君主的关系经过了适当的调整，成为一种君臣、主仆的关系，这最鲜明地表现在侍从文人集团的确立上。这是一种两厢情愿的关系，尽管作为宫廷侍从的文人学士还时或发点牢骚，说些怪话，但他们毕竟还是打心眼里满足于臣仆的地位、在行动上恪尽臣仆的职责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侍从文人集团的角色，是中国古代士阶层群体的自觉选择和精神归依。

第一节　“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从梁园宾客到言语侍从

汉代初年，诸侯王往往拥城自治，罗致人才，以收买人心，图谋不轨，这就形成了便于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当时藩王养士，蔚为时风，其中以吴王刘濞(前215—前154)、梁孝王刘武(前184？—前144)及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最为著名。《汉书》记载：“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班固：《汉书》，23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班固：《汉书》，2208页。】“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同上书，2145页。】

这些强大的藩国，不但成为阴谋权变之士的辐辏之地，也成为舞文弄墨之士的归依之所。其中一些文士辞人，既不参与政治阴谋，又不能无以自见，便借着献辞作赋来进谀或进谏。

东晋文人谢惠连(407？—433)的名作《雪赋》，虚拟地设置了这样一个富于诗意的游宴场面：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接着，《雪赋》描写了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邹阳(生卒年未详)、枚乘(？—前140)等人即景咏雪、染翰成章的情形。【参见萧统：《文选》，194～196页。】

所谓“兔园”，通称梁园，又名梁苑、睢园、修竹园，俗名竹园，为西汉梁孝王刘武所营建的游赏延宾之所，故址在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东。虽然这一具体场面的安排纯系谢惠连的艺术虚构，但“梁园宾客”作为一个文人集团的雏形，则无疑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

梁园宾客这一群体形象的出现，不仅因为他们“皆善属辞赋”【班固：《汉书》，2365页。】，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兼有游士与文客的双重身份。《汉书》称邹阳、严忌(生卒年未详)、枚乘等，“皆以文辩著名”【同上书，2338页。】。所谓“文辩”即能文善辩，而善辩正是游士的特长。游士乃战国遗风，他们超脱了宗族与田产的双重羁绊，成为社会秩序中的一种“自由流动的资源”【杨联陞：《评JamesJ.Y.TheChinese Knighterrant》，载《清华学报》，1968(1)。】，对自己的出处去就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利，并与帝国统治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因此，这些宾客文人与藩国诸侯之间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

就藩国诸侯而言，他们可以“自治民聘贤”，所以极力“招致四方豪杰”，罗致人才，以之同中央政权相抗衡。所以他们往往对宾客表现出更高的礼遇与诚意。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答晋安王书》云：

昔梁王好士，淮南礼贤，远致宾游，广招英俊，非惟藉甚当时，故亦传声不朽。必能虚己，自来慕义。含毫属意，差有起予。【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0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由此可见，后人对这种宾主关系是何其仰慕与叹赏。

就文人学士而言，他们往往既富文才，又不乏政治抱负。邹阳《上书吴王》写道：“臣闻：蛟龙骧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圣王底节修德，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萧统：《文选》，546页。】这种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游谈之士”，与某个政治中心的关系，必然表现为合则留，不合则去；而留与去的选择，主要看藩王是否“底节修德”。枚乘、邹阳、严忌三人先游吴，后又去吴共游梁，不就是这种政治选择的表现吗？

要之，藩王与文人无非是一种主与客的关系：主应该礼遇客，客则可以抗礼主，讽谏主；但客不可凌驾于主之上，至多只能“去之”而已。所以，当梁孝王刘武因谋求为汉嗣，杀了袁盎(前200—约前150)时，枚乘、严忌虽以为非，却“皆不敢谏”【班固：《汉书》，2353页。】。说穿了，无论文人有多高的文采才华，当他们身居藩国之中时，在政治上只能是藩王的文学侍从而已。

而且，与大一统政治形态的逐渐强化同步，文人依附诸藩王的政治目的渐次淡化。他们在某个政治中心的聚合，就更多地包含着寻求文艺上的知音同好的动机。

例如，汉景帝刘启因枚乘曾规谏过图谋叛乱的吴王刘濞，“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上国大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同上书，2365页。】。枚乘留恋在梁园时“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的生活，不正表现出梁园宾客以诗酒风流相交结的情怀吗？所以，他宁愿不做官，也要继续“与英俊并游”。

又如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司马迁：《史记》，2999页。】。司马相如放弃在大汉朝廷中武骑常侍的官职，加入梁园宾客的行列，不也是因为他对邹阳等文学之友相见恨晚、思欲一展辞赋之才吗？

如果说梁园宾客的时代还存在着若干个并峙的政权可供文人自由选择的话，那么，在大一统的政治机制日益完善的情势下，文人学士就只能无可选择地云集京师，充当皇帝的“言语侍从之臣”了。汉武帝刘彻在即位之始，即“以蒲轮迎枚生”【班固：《汉书》，2633页。】，将枚乘召至朝廷。接着，他又招延四方文学辩说之士待诏金马门，严助(？—前122)、朱买臣(？—前115年)、吾丘寿王(生卒年未详)、司马相如、主父偃(？—前126年)、徐乐(生卒年未详)、严安(约前156—约前87)、东方朔(前154—前93)、枚皋(前153—？)、胶仓(生卒年未详)、终军(约前133—前112)、严葱奇(生卒年未详)等，“并在左右”【同上书，2775页。】。汉武帝的目的无非是把文学辩说之士从诸侯王那里吸引过来，更好地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东汉初班固(32—92)的《两都赋序》描写汉武帝时辞赋创作的盛况道：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按，当为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萧统：《文选》，21页。】

这段描写文字告诉我们，“言语侍从之臣”是个整体概念，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文人集团，而与各有所司的“公卿大臣”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区分“言语侍从之臣”与“公卿大臣”的标准，不完全在于出身与官位，而主要依据其职业分工。从出身看，“公卿大臣”中的萧望之(前114—前47)、董仲舒(前179—前104)等人门第并不高，而“言语侍从之臣”中却包括刘向这样的贵族；从官位看，东方朔与董仲舒同为太中大夫，却分属“言语侍从之臣”与“公卿大臣”；而从职业分工看，凡属“言语侍从之臣”，就要“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以文学写作为主要职业，而“公卿大臣”只是“时时间作”，偶尔涉猎文学写作。

因此从总体上看，汉代“言语侍从之臣”的身份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见萧统：《文选》，578页。】，职业是“在左右，诙啁而已”【班固：《汉书》，2863页。】。帝王掌握权柄，对他们“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见萧统：《文选》，628页。】。诸如时人称东方朔“口谐倡辩”、“应谐似优”【班固：《汉书》，2873页。】；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自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同上书，2366～2367页。】；又《汉书》称“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武帝)颇俳优畜之”【同上书，2775页。】，凡此皆可为例证。这与枚乘“久为上国大宾”的境遇，已经不啻天壤之别了。

尽管如此，梁园宾客所体现出来的较为平等的主客关系，作为一种富于自由结合力的关系形态，虽然在现实社会中已然冰消瓦解，但却以一种抽象的存在形态而影响于后世。在后世，较开明的君主及其子弟接引文人学士之时，至少在表面上，要表现出一种富于平等意味的态势，以淡化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同样，后世狂傲不驯的文人学士期遇明主之时，也总是在精神上企望抗礼王侯、平视公卿、出处自如的。

同样是“言语侍从之臣”，却又有着独特的主客交谊的文人集团，值得特别一提的有汉末建安年间(196—220)“三曹”与“七子”这一邺下文人集团。

建安年间具有政治领袖地位的曹操(155—220)、曹丕(187—226)、曹植(192—232)父子，辅以各自非凡的文学素养，对当时的文坛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成为当时文坛的核心。南朝梁刘勰(约465—约532)《文心雕龙·时序》云：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6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同时钟嵘(约468—518)《诗品·序》亦谓：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三曹既凭借优越的政治地位，又仰赖过人的文学才华，于是几乎搜罗尽当时知名的文人学士，形成“俊才云蒸”、“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邺下文人集团。

邺下文人集团以建安七子为代表，包括孔融(153—208)、陈琳(？—217)、王粲(177-217)、徐幹(170—217)、阮瑀(？—212)、应玚(177—217)、刘桢(？—217)。“七子”之称始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萧统：《文选》，720页。】

东汉后期士阶层的力量明显壮大，在政坛上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在清议中，士阶层“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出现了“三君”、“八俊”、“八顾”等称号【参见范晔：《后汉书》，21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标志着继战国时代之后士阶层再度的群体自觉。曹丕的表彰七子，无疑是这种群体自觉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同时也表明了政治中心对文人集团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七子的成名原本与曹氏父子无关，在他们成名之后，曹操才逐渐将他们搜罗到自己麾下，这一点曹植的《与杨德祖书》说得很清楚。他写道：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萧统：《文选》，593页。】“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简明扼要地描绘出曹操网罗文士的一时豪举。

七子有大致相似的政治态度。他们多数人尽管或先(如王粲、陈琳)或后(如孔融、刘桢)同曹操有过矛盾甚至激烈冲突，但又都在较长时间里忠心耿耿地为曹操效力。

例如，孔融16岁就“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范晔：《后汉书》，2262页。】。建安元年(196)，汉献帝刘协征召他为将作大匠，此事当为曹操一手操纵。所以在此后八九年中，孔融一直是曹操的拥护者和崇拜者。只是后来由于他的性格迂腐疏狂，“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同上书，2272页。】，才触怒了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被杀，牵连全家。

又如陈琳曾任袁绍(？—202)属吏，撰写檄文，声讨曹操。曹操破袁绍后，乃笼络陈琳于羽下。阮瑀本来也是不愿入曹操之幕的，曹操“雅闻瑀名”，多次征辟，他都不应允，“连见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陈寿：《三国志·魏书·阮瑀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6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按裴松之辨此事为乌有，但毕竟一时流为传说。】。

七子在曹操幕府中，并非一般的“清客帮闲之流”，这与汉武帝的金马门侍从是不尽相同的。孔融任少府，为九卿之一；王粲任侍中，亦是高官；而阮瑀、刘桢等人任司空军师祭酒、丞相主簿、丞相掾属之类职务，皆为曹操亲随官员，与同机要。总之，曹操对建安文人的政策无非是：设天网以该之，赐微禄以诱之，视倡优以畜之，施刑戮以镇之。

作为邺下政治中心的缔造者，曹操当之无愧；但使这个政治中心发散出独特的文学吸引力，并亲身参与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成为该集团核心人物的，却非曹丕莫属。

明人张溥(1601—1640)在《孔少府集题辞》中，曾将曹操与曹丕对待文人的态度加以对比，指出：“操杀文举，在建安十三年。时僭形已彰，文举既不能诛之，又不敢远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无啻肉馁虎，此南阳管、乐(按，借指诸葛亮)所深悲也。曹丕论文，首推北海，金帛募录，比于扬、班，脂元升往哭文举，官以中散，丕好贤知文，十倍于操。”【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孔少府集》卷首，见《丛书集成三编》，第36册，401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这是相当精辟的见解。

为什么曹操诛杀了孔融，曹丕反而极力推崇孔融的文才呢？笔者以为，曹操无非是出自政治的目的、刚柔并济，曹丕则出于文章的弘扬、以文论人，二者的价值取向是不尽相同的。

而且这也与曹丕“虑详而力缓”【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700页。】的个性特征有关，如果说曹操偏好严刑峻法，那么曹丕则更倾向于怀柔宽厚。曹丕在为人方面十分留意于“自固之术”，即“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陈寿：《三国志·魏书·贾诩传》，331页。】。他既要取悦乃父曹操，以保太子之位，又要广收人心，培固政治基础。因此他的行为方式要比曹操灵活得多。

例如，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曹操使刘桢随侍曹丕。一天会宴，酒酣耳热之际，曹丕忘乎所以，竟让夫人甄氏出拜众人。坐上诸客多俯首不敢视，唯独刘桢傲然平视。次日曹操听说此事，乃捕系刘桢，减死罪降职。【参见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典略》，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5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至于曹丕，明明是当事人，对此不敬之举却好像无动于衷似的。刘桢后来免遭杀戮，也许多少借助于曹丕的开脱之力。张溥《刘公幹集题辞》认为：

公幹平视甄夫人，操收治罪，文帝独不见怒。死后致思，悲伤绝弦，中心好之，弗闻其过也。其知公幹，诚犹钟期、伯牙云。【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刘公幹集》卷首，见《丛书集成三编》，第36册，512页。】

刘桢曾写有《赠五官中郎将》组诗，对曹丕与自己的知音友情作了相当真切的描述。如第二首，刘桢写在漳水边养病，曹丕亲来看望的情景，中云：“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叙忧勤。”【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二，见萧统：《文选》，336页。】

正因为相互以知音见赏，曹丕与邺下文人集团的关系极为亲近，与他们取得了相互理解的情感基础。如《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581页。】从这一奇特的送葬之举，也可以见出曹丕对王粲的深情厚意，而曹操无论多么放达，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举动。又如阮瑀“薄命早亡”，曹丕“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于是作《寡妇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曹丕：《寡妇赋·序》，见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1073页。】。

所以，在七子一时俱逝之后，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深切地表达了自己的痛惜之情，说：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萧统：《文选》，591～592页。】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在这里既以七子为艺术上的“知音”，又以之为学术上的“门人”，这不仅表现出文坛领袖的态度，而且表现出主人师尊的身份，是很值得品味的。曹氏父子都是当代著名文人，为什么曹丕《典论·论文》在缕述“今之文人”时，都略焉不提呢？这绝不是自谦，而是自尊。七子都是曹氏掾属，他们在政治地位上属于同一等级，所以在文学地位上才可以相提并论。可见《典论·论文》对七子的批评是以魏太子之尊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的【参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2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这与曹植所说的曹操“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因此，归根结底，七子等邺下文人集团所充当的不外是曹氏父子的“雍容侍从”【吴质《答魏太子笺》云：“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见萧统：《文选》，566页。】的角色。只不过相较于汉武帝时“待诏金马门”的“言语侍从之臣”来说，七子集团与曹氏父子的关系，尤其是与曹丕、曹植的关系，更多一些知音见赏、习气相投、互敬互重的情感交流，而不尽是纯粹的君臣关系而已。

第二节　“宣上德而尽忠孝，抒下情而通讽谕”——侍从文人集团的文化功能与文学风貌

从西汉时期的梁园宾客到东汉建安年间的邺下俊才，历时300多年，中国古代的侍从文人集团渐趋定型。

大致而言，侍从文人集团有两种类型：一是隶属于宫廷的文人集团，这是主要的类型，如汉武帝金马门侍从、汉末鸿都门学、建安七子、竟陵八友、唐初文章四友、明初三杨等；二是隶属于藩王贵族的文人集团，如梁园宾客、晋二十四友、明中叶赵王宾客等。这两种类型都是由文人群体围绕着某个政治中心开展文学活动而形成的，因此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功能，展示出相似的文学风貌。

侍从文人集团的文化功能与文学风貌，由侍从文人集团与政治中心的代表(或君主或藩王或权贵)的关系，以及侍从文人集团自身的构成方式所决定，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这就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概括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萧统：《文选》，21页。】以下分别例述之。

一、“宣上德而尽忠孝”

侍从文人集团对政治中心的代表人物(或君主或藩王或权贵)具有强烈的政治依附性。他们与这些政治中心代表人物的最佳关系形态，无非是主客关系，而这种主客关系乃从家族关系中派生出来，早已渗透着主从乃至主奴关系的基质了。

中国古代的主客关系经历过一个历史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阶段，表现出较为平等的主人与宾客的关系；西汉时期是一个阶段，从较为平等过渡到不平等；东汉时期是一个阶段，客对主形成较为固定的隶属关系；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阶段，主客已近乎纯粹的主从、主奴关系了。【参见陈连庆：《西汉时代的宾客》，见《秦汉史论丛》，第3辑，117～13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高敏：《西汉时期的“客”和“宾客”的阶级属性》，见其《秦汉史论集》，293～329页，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在西汉时期，主客关系的形成往往出于双方的志愿，或由于主人的招诱，或由于宾客的依附，原则上是对等关系，其结合是不牢固的，因此出现了梁园宾客这种特殊的文人群体，并为后世文人所艳称乐道。例如南朝齐沈约(441—513)《高松赋》中写道：

于时风急垄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悬。檀栾之竹可咏，邹、枚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远，孤射之想悠然。擢柔情于蕙圃，涌宝思于珠泉。岂徒为善之小乐，离缴之短篇，若此而已乎？【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3100页。】

当时王俭(452—489)有《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赋》，谢朓(464—499)有《高松赋奉竟陵王教作》，沈约此作当即同时应教之作。这里沈约以“邹、枚之客”自喻，文外之意盖以齐竟陵王萧子良(460—494)比作梁园主人，以称美竟陵王与“八友”之间的主客相得。可见梁园宾客对后代的侍从文人集团起到一种典范作用，成为一种理想范型，为后人所仰慕和憧憬。

然而，梁园宾客的理想范型毕竟只是汉初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日趋完善以后，它是注定要崩毁的。即便是在社会分裂动荡时期，梁园宾客的理想范型也难以再度重现。建安七子不就只能充当“雍容侍从”的角色吗？这和汉武帝的“言语侍从之臣”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历史毕竟在行进着，“天下以市道交”【《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见司马迁：《史记》，2448页。】的战国遗风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大一统的社会里，权势阶层需要知识阶层的策略辅弼和文化参谋，知识阶层也需要权势阶层的政治提携和权力赞助。于是两个阶层就以各自的利益需要而相互结合，但这种结合从来也不是平等的，在专制极权制度下尤其如此。从本质上看，权势阶层居于高高在上的地位，而知识阶层只能居于仰人鼻息、依人羽翼的地位。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权势阶层即使不是役使知识阶层，至少也是戏弄知识阶层；而知识阶层只能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地依附于权势阶层。

在中国古代社会，侍从文人集团是知识阶层中与权势阶层关系最密切的集团，也是最富于政治依附性的集团。他们即使被尊为上宾，说穿了，也不过是政治权势人物手中的工具、权力的点缀罢了，更何况等而下之被视为“倡优者流”呢？除了“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班固：《两都赋序》，见萧统：《文选》，21页。】，为帝王贵族解忧破愁或张大声势以外，侍从文人集团还能有什么更高尚的职责、更积极的功能呢？

我们不妨列举几个典型的事例。《汉书·王褒传》记载：汉宣帝刘询令王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充当“言语侍从之臣”。宣帝多次让王褒等人随从巡猎，每到一处宫馆，就命王褒等写作辞赋，歌功颂德，并品第其作品高下，各赐以金帛。群臣多以为这么做是“淫靡不急”，宣帝却自有高见，他说：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班固：《汉书》，2829页。】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是孔子的话，出于《论语·阳货》篇。【《论语·阳货》篇：“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526页。】宣帝引此为据，可谓一语破的地道出了“言语侍从之臣”献辞作赋的文化功能。而宣帝太子对乃父的意图不仅心领神会，而且身体力行。一天他身体欠安，郁郁不乐，宣帝命王褒等赴太子宫，以娱乐方式侍奉太子。王褒等“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这种艺术治疗术的确十分灵验，不久太子就痊愈了。于是太子常常令后宫贵人左右，时时诵读王褒的《甘泉赋》及《洞箫颂》。【参见班固：《汉书》，2829页。】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虽无太子之名，却已有太子之实。建安十七年(212)五月，曹丕在园林中大宴宾客。与会宾客除王粲、徐幹、刘桢、应玚、阮瑀、陈琳等七子中人以外，还有从远道应征而来的吴质(177—230)。主人是曹丕、曹植。宴会在迎风馆内举行，馆中张着红色的帷幕。宴会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队队女乐，既歌且舞。酒酣耳热之际，曹丕首倡作诗，题名《公宴》，曹植等人相继酬和，赋诗称寿。黄昏以后，月明中天，诸人同乘并载，畅游后园。清风渐起，悲笳微吟，文人雅聚，及时行乐，直至夜深，才纷纷散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皮之会”，亦即现代人所艳称的邺下文坛盛会。

但是，王粲等人毕竟只是曹丕的“知音”兼“门人”，参与南皮盛会，只不过是“侍左右”，以期“并骋材力，效节明主”【吴质：《答魏太子笺》，见萧统：《文选》，566页。】而已。而曹丕已在继承权的争夺中取得胜利，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地位，显示自己的文学才能，结交身边的和曹植府中的文学庶子，并对驻守邺城的精兵统将表示友好，所以才举行这次盛宴与游园。这完全是一次公子豪举，并带有明显的张大声势的政治目的。

侍从文人集团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作为侍从的文人不能不塑造出特殊的奴性人格和依附心理。只要依据专制统治的要求，对自我天性进行改造、修整、扼制，个人便可以在现实社会中安身立命，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甚至可以使自身所求如愿以偿。所以东方朔《答客难》说：

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萧统：《文选》，629页。】

在侍从文人看来，为专制君主所用，尽职尽忠，反而是顺天性之自然。如王褒《洞箫赋》，咏竹制为箫，云：“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可谓惠而不费兮，因天性之自然。”【萧统：《文选》，244页。】在侍从文人的心目中，世界似乎是专为君主贵族设计的，而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供君主驱使的犬马。王褒在《圣主得贤臣颂》中说得十分坦率：“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圣主”犹如良御，贤臣好比骏马，“人马相得”，便可“纵骋驰骛，忽如影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一息”【同上书，659页。】。侍从文人正是这样，把自己的命运完全维系在君主身上，仰其鼻息，投其所好，供其驱遣驾驭。

韩非(约前280—前233)早就指出：“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54页。】屈身于“倡优者流”的侍从文人，至少在他们恪尽侍从之职的时候，岂非大多是这样的“唯唯诺诺”之辈？

因此，侍从文人集团文学创作的总体风貌，首先以歌功颂德为主调，只能是遵命文学，或是太平盛世的点缀，或是文德武功的煊赫。

梁园宾客与汉廷“言语侍从之臣”是汉赋的创作主体。班固说赋的文体功能是“宣上德而尽忠孝”【班固：《两都赋序》，见萧统：《文选》，21页。】，林纾(1852—1924)说赋“为体无他，颂扬也”【林纾选评，慕容真点校：《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这确是抓住了汉大赋内容的基本特征。汉大赋的题材、体制、构思、风格，在西汉200多年中并无明显的变化与差异，共性远多于个性。司马相如和扬雄(前53—18)分别处于西汉的极盛时期和衰亡时期，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与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却同样铺张扬厉。王褒、班固、张衡(78—139)的品格志趣颇不相同，而王褒的《甘泉宫赋》、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等，面貌却极为相似。政治兴衰与作家个性对文学的影响，在汉大赋中几乎被湮没无存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格结构的相似性”的文学展示。

宋人苏轼说：“西汉风俗谄媚，不为流俗所移，惟汲长孺耳。”【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20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汉大赋作家的内心隐微。于是，在西汉时期，“润色鸿业”的歌功颂德之赋泛滥文坛，其文辞大抵是夸张铺陈，即所谓“虚辞滥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见司马迁：《史记》，3073页。】。虽然有的作品曲终奏雅，结以讽谏，但“劝百风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见司马迁：《史记》，3073页。】，多半流于形式。

例如，枚乘的《七发》，设言吴客对楚太子开导讽谕，陈说奇声、奇味、骑射、游宴、校猎、观涛等六事，最后归于“要言妙道”，不就是借以讽谕诸侯子弟，引导他们摆脱腐化的生活而归于正道吗？全文先是夸赞，后是进言，显然渊源于战国游士的游说之辞，但调子却低了八度，因为是出自侍从之口了。

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更是以齐楚诸侯苑囿之大、游猎之盛为铺垫，盛称天子之事，但最后却写天子罢游猎、崇节俭，“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司马相如：《上林赋》，见萧统：《文选》，129页。】。扬雄的《甘泉》、《羽猎》、《长杨》等赋，也以瑰丽的文字、激昂的笔调夸耀汉天子的权威和民族统一的强盛，最后归于讽谏。而班固的《两都赋》则干脆以为汉帝宣扬德教为主旨了。

侍从文人的歌功颂德，无非是为了满足帝王贵族的精神需要。王充说：“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847页。】东方朔曾批评汉武帝说：“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瑇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樷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转引自班固：《汉书》，2858页。】这里所揭露的正是汉代最高统治者在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穷奢极欲地占有与享乐的文化心理。而汉赋的铺张扬厉，不正足以满足统治者的这种需要吗？

让我们再看看建安七子吧。七子的文学创作大抵可以以归附曹操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期，在绝对时间上虽然没有统一的界限，但都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他们前期创作的主要内容是反映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后期创作的主要内容则是抒发统一天下的理想壮志，颂扬曹氏父子。【参见徐公恃：《建安七子论》，载《文学评论》，1981(4)。】也就是说，七子一旦归附曹氏父子，成为“雍容侍从”以后，创作内容就不能不适应曹氏父子的政治需要，以歌功颂德为主调了。于是，建安时期慷慨多气的时代风格【刘勰《文心雕龙》评建安文学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673～674页。】，也不能不发生某种程度的逆转。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说的：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66页。】

七子等人一旦进了曹氏父子的“天网”之后，他们的艺术健翮就不能像原先那样鹰扬独步，而只能按主人规定的调子歌吟，按主人制定的规范踱步。曹操自己写文章可以“尚通脱”【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第3卷，502页。】，但他手下的文士们却不能像他那样“通脱”，否则便会有性命之虞。孔融、杨修(175—219)等人的结局不就是明证吗？【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为人恃才负气，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孔融被曹操以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杀之，株连全家，时年55岁。见《后汉书》本传。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太尉杨彪之子，以学识渊博而著称。建安年间被举为孝廉，任郎中，后为汉相曹操主簿。曹操以其为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时年方45岁。见《后汉书》本传。】既然身为侍从，又怎能不战战兢兢地唱一些公宴、斗鸡、“曹公盛德”之类的调子呢？这就不能不扼杀了七子的艺术生命。

例如，孔融的《杂诗》、《临终诗》，因为是直抒胸臆和叙述自身的遭遇、时代的疮痍，所以写得悲凉慷慨；而他歌颂曹操的《六言诗》，不是应景作诗就是奉命造文，所以写得干瘪枯燥，毫无诗意。王粲的《太庙颂》、《公宴诗》等作品，与他的《咏史》、《七哀》、《登楼赋》等名篇相比较，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

在建安时期的诗赋创作中，开始出现了应教唱酬式的同题共作现象。这固然可以说明邺下文人集团以文会友的盛事，但却不免充斥着应酬颂德的陈词滥调。在大量出现的同题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曹丕的命题或由他倡导的。如曹丕《典论·叙诗》云：“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1091页。】曹丕《玛瑙勒赋·序》又云：“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同上书，1075页。陈琳《马瑙勒赋·序》亦谓：“五官将(曹丕)得马瑙，以为宝勒，美其英彩之光艳也，使琳赋之。”见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968页。】例如：《鹦鹉赋》，由曹植、王粲、陈琳、应玚、阮瑀等五人同作；《车渠梳赋》，由曹丕、曹植、王粲、应玚、徐幹五人同作；《橘赋》，由曹植、徐幹二人同作；当蔡文姬归国，曹丕作《蔡伯喈女赋》，命王粲同作；阮瑀病死，曹丕作《寡妇赋》，也命王粲、丁虞同作；《出妇赋》，由曹丕、曹植、王粲同作。此外，如《公宴》、《斗鸡》、《三良》等诗题，也多为建安文人的同题共作。大量的应命之作，往往不免为情造文，致使这些诗赋比起那些慷慨悲凉、直抒胸臆的作品来，显得黯然无色，淡而无味。

当然，建安时期的同题共作现象，开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应酬赠答之作的先河，在文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意义。南朝时谢灵运(385—433)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写道：“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2616页。】他以艺术之笔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人聚会的盛况。

另一方面，在当时同题共作的格局下，往往也能容纳互相对话的不同主题，从而见出在邺下文人集团中还有一定的创作自由的气氛。例如，曹丕、曹植、王粲均写作《出妇赋》，盖为平虏将军刘勋之妻王宋，入门二十余年，无子被出而作。曹丕在赋中写道：“伤茕独之无恃，恨胤嗣之不滋。”“信无子而应出，自典礼之常度。”【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1073页。】在同情中对出妇之举表示了默许，同时也渲染了出妇的自悔之情。而王粲却谴责了刘勋朝三暮四的劣行：“君不笃兮终始，乐枯荑兮一时。”表现了出妇的刚凛正气：“马已驾兮在门，身当去兮不疑。”【同上书，958页。】同样的素材，两部作品的思想主题和艺术格调却迥然不同。

我们也许可以说，允许艺术个性的充分展现，正是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保持生命力的根本保障。这也许是“邺下俊才”不完全等同于宫廷侍从之臣的地方。即如宋文帝刘义隆“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李延寿：《南史》，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当此之时，像鲍照(约415—470)这样的文人，只能迫不得已或心甘情愿地精光内敛，谀颂称旨，这还谈得上什么艺术个性的展现呢？

二、“抒下情而通讽谕”

中国古代的侍从文人集团既没有明确的社会团体宗旨，也没有自觉的文学风格追求，他们只是为某一政治中心所吸引而聚合成群的。而且这种集团的构成是相当松散的，很不固定，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自由流动型的集团，而缺乏一种内在的群体凝聚力。在社会动荡或分裂时期，呈现为“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事”的政治局面，如枚乘、邹阳、严忌等人先游吴而后归梁，陈琳弃袁绍而投曹操。在社会稳定统一时期，文人则可仕可隐，合则仕，不合则隐。

正因为如此，侍从文人往往处于矛盾的两难心理状态中，即处于歌功颂德与自我肯定的两难抉择之中。他们的内心并不是那么平静、那么坦然的。

在战国时代，天下纵横，处士横议，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贫贱之士可以笑傲王侯，自豪地宣称：“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司马迁：《史记》，1838页。】“得士者强，失士者亡。”【东方朔：《答客难》，见萧统：《文选》，628页。】“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扬雄：《解嘲》，见萧统：《文选》，630页。】士之地位，如云在天。

但是秦汉以降，四海为一，天子独尊，士的地位不免大大贬抑。扬雄《解嘲》说：“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萧统：《文选》，631页。】而且，士沦为帝王贵族手中的玩物，东方朔《答客难》说：“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同上书，628页。】因此，士普遍感到了时代的压抑和命运的乖舛。这就使侍从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在歌功颂德之余，弹奏出哀时命、悲不遇、愤俗世、慕隐逸的别调来。

例如，严忌尝作《哀时命》，系游吴或游梁时自哀身居危国而作，感叹“生不遘时”，而且描写了进退维谷的恐惧心理：

负担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胁于机臂兮，上牵联于矰隿。肩倾侧而不容兮，固陿腹而不得息。【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231页。】

作者既欲远祸全身，又迷恋于功名利禄，愤世之感与忧生之意交作并发。又如董仲舒作《士不遇赋》，为自身的处境而深致感慨：

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繇怀进退之惟谷。【同上书，250页。】

司马迁(前145？—前87？)《悲士不遇赋》云：“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他只能自我安慰：“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同上书，270～271页。《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471页。】而扬雄的《逐贫赋》，则干脆专讲“离俗独处”、安贫乐道、愿与贫困相“游息”【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413页。】。

在哀怨与感叹之余，文人的隐逸意识油然而生。扬雄《解嘲》写道：“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萧统：《文选》，631～632页。】无论是乱世还是治世，隐逸都是文人的最佳归宿。侍从文人身在荣华之中，却心慕山林之游，这种奇怪而矛盾的心态，难道不正是专制极权政治的畸形产物吗？如建安诸文士中，曹丕称徐幹有箕山之志，《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先贤行状》言：“(徐)幹清玄体道，六行修备，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陈寿：《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599页。】但徐幹一生留恋仕途，又何尝当真“轻官忽禄”呢？

身为侍从文人，无非想望有所作为，以文自见，及至不得重用，有所抑郁，也不过行叹坐愁，发发“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在《从帮忙到扯谈》一文里认为：“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全集》，第6卷，344页。】罢了。因此，侍从文人集团文学创作的这种哀时命、悲不遇、愤俗世、慕隐逸的别调，不免浸透了浓重的政治功利目的，而显得过于滞重，过于沉闷，也过于消极了。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在歌功颂德的升平画卷中，涂上几笔不甚显著的灰暗色调罢了。

第三节　“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附论竹林七贤

当然，也有不愿一味唯唯诺诺、歌功颂德的文人，与其屈身侍从，忍受烈火般熬煎的内心痛苦，不如放浪形骸，享受白云般自由的自我陶醉。

孔子曾标举两类与自己不同的人，一为狂，一为狷。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508页。】狂，即所谓纵情任性，放荡骄恣；狷，即所谓洁身自好，守节无为。无论是狂是狷，大抵都表现出一种与当权的统治者不合作的政治态度，超越出统治者的权力圈，或则任性自为，或则洁身自好，或则二者兼而有之。

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狂者、狷者或狂而狷者，代有其人，不胜枚举。而以狂狷为共同品性且结成一个集团，最著名的莫过于竹林七贤了。这种名士集团与侍从集团，一为在野，一为在朝，前者是异端，后者乃正统，恰相对立。所以本书在侍从文人集团一章里附论之。

竹林七贤，指的是阮籍(210—263)、嵇康(223—262)、山涛(205—283)、向秀(约227—272)、阮咸(生卒年未详)、刘伶(生卒年未详)、王戎(234—305)七人。原先只称“七贤”，盖取《论语·宪问》“作者七人”【《论语·宪问》，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513页。】的事数，与东汉末年所谓“三君”、“八俊”之类相同【“三君”、“八俊”等，参见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2187页。】，为文人标榜之义。后人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以称扬其林下之风。于是以讹传讹，竟附会竹林为地名。【参见《世说新语·伤逝》“王濬冲为尚书令”条，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581～582页。参见万绳楠辑：《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50～51页，合肥，黄山书社，1987。】

竹林七贤是曹魏末年特定社会矛盾的产物。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两汉大一统时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经学与礼法，面临着摇摇欲坠的境地。于是有了魏末名士阶层的第一次大分裂，从经学名士中蜕变出一批玄学名士，从拘守礼法的名士中派生出一批崇尚虚无的名士。这就是以王弼(226—249)、何晏(？—249)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他们的“援道入儒”之举无补于世，而他们的阿附权势之行又不齿人道，他们的悲惨结局更警怵人心。于是又有一班文人，继而以狂者之态反对名教，以狷者之行追求自然，从观念的革新进而成为行为的叛逆，这样魏末名士发生了第二次分裂，从服药派中分化出纵酒派，从用世派中衍生出避世派，这正是竹林七贤所以产生与形成的社会背景。【参见林校生：《竹林七贤名士集团的形成和解体》，载《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2)。本节所引材料亦多参考此文，但观点却不尽相同。】

大约在魏齐王曹芳(232—274)正始四年(243)，嵇康退居山阳(今河南修武一带)，交结了一些隐士为友，其中最杰出者是吕安(？—262)。随后嵇康偶遇山涛，二人言语投机，只见一面便“契若金兰”；通过山涛的介绍，又认识了向秀；接着又结识了阮籍、阮咸与王戎。最后刘伶与诸人相遇，欣然聚合，遂成七人之数。七贤的集结，约在司马懿(179—251)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戮曹爽(？—249)、何晏，罢免王弼的嘉平元年(249)。

竹林七贤既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学术团体，又不以某一政治中心为磁心而吸附之，那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一个文人集团呢？笔者认为，它是一个具有特殊的文化职能的社交团体，其成员有着共同的行为方式、相近的思想政治倾向和密切的学术活动，互通声气，亲密交往。

在行为方式上，竹林七贤皆饮酒任达，不拘礼法。七贤聚合时的主要活动便是肆意酣畅，饮酒几乎成了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晋书·山涛传》记，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房玄龄等：《晋书》，12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魏氏春秋》言，阮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陈寿：《三国志·魏书·阮籍传》裴松之注引，605页。】。《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刘伶答应，请供酒肉于神前，发誓戒酒。妻子为他准备了酒肉，刘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于是引酒进肉，酩酊大醉。【参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656页。】其余阮咸、王戎、向秀、嵇康也都善饮。

其实，对于竹林七贤来说，饮酒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求得精神超越的一种文化实践。刘伶《酒德颂》说：

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踑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萧统：《文选》，662页。】

竹林七贤在精神上追求任真自然，饮酒不正是一种很好的寄托和表现方式吗？

但更重要的是，竹林七贤可以借饮酒逃避现实，保全性命。在魏晋易代之际，七贤既不愿为晋朝做佐命功臣，又不愿为魏室力挽颓残，于是他们只能韬晦，只能沉湎。正如沈约《七贤论》所说的：

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3117页。】

与饮酒相辅相成，任达放荡也是七贤共同的行为方式。据《晋书》诸本传记载：山涛“介然不群”，阮籍“任情不羁”，嵇康“高亮任性”，刘伶“放情肆志”，向秀“清悟有远识”，阮咸“任达不拘”，王戎“短小任率，不修威仪”。阮籍母丧，不崇礼典，毁瘠骨立。他平时不拘礼教，如叔嫂道问、醉卧邻妇酒垆之侧、为兵家女哭丧等，都是惊世骇俗之举。他自称：“礼岂为我设邪!”【房玄龄等：《晋书》，1361页。】阮咸“居母丧，纵情越礼”【同上书，1362页。】。王戎居丧，也不拘礼制。刘伶不拘行迹，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铲自随，云：“死便掘地以埋。”【《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名士传》，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233页。】

七贤“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房玄龄等：《晋书》，1362页。】，就是因为他们不拘礼法，崇尚自然。但是，他们的任达和饮酒一样，只不过是逃避世事的一条途径而已，他们在内心中对自身的任达行为也并不以为然。阮籍阻止他的儿子阮浑做任达之举【参见《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条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661页。】，嵇康《家诫》告诫家人饮酒不可酣醉【参见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1342页。】，都表明他们内心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在思想政治倾向上，竹林七贤皆信奉老庄，疏离权势。《晋书》诸本传中，称嵇康“长好老庄”，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山涛“性好庄老”，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刘伶“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王戎以“道家之言”告诫钟会。《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称阮咸“一家尚道弃事”【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659页。】。玄学祖师王弼、何晏只注重《易》、《老》，到竹林名士才开始《庄》、《老》并重。由此可见竹林名士在思想上崇尚玄远，鄙薄实务，以自然为宗。

因此在总的政治倾向上，竹林名士对当权者大多持不合作的态度。其中嵇康、阮籍表现得比较激烈，山涛、王戎表现得比较庸懦。但在七贤聚合的过程中，即在入晋以前，七贤大多徘徊于入仕与出仕之间：“其进也，抚俗同尘，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顺，以保天真。”【房玄龄等：《晋书》，1385页。】例如，阮籍虽连仕司马懿父子三人，任从事中郎，司马昭(211—265)“任其所欲，不追以职事”【《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文士传》，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657页。】。后官东平，却“不以政事为务，沉醉日多”【颜延年《五君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见萧统：《文选》，303页。】。而山涛虽与司马懿妻是中表亲，但在曹氏与司马氏冲突白热化的时候，适逢曹爽之诛，他反而“遂隐身不交世务”【房玄龄等：《晋书》，1223页。】。王戎的显达也在嵇康被杀之后。

要之，在七贤聚合之时，他们总是与执政者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以饮酒放达为佯狂保身。正是有见于他们的这种隐逸风范，人们称之为“林下诸贤”【《世说新语·赏誉》，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388页。】。东晋袁宏(约328—约376)作《名士传》，把魏末名士分为“正始”与“竹林”两类，恰恰表明在朝名士与在野名士的区别。

最后，在学术活动上，七贤的著述互通声气，以诗文吟咏唱和。例如，《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载：向秀与嵇康、吕安为友，但“趣舍不同”。向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嵇康、吕安，嵇康和吕安都说：“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书成，向秀以示二子，说：“尔故复胜不？”嵇康、吕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参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183页。】又《晋书·向秀传》载：向秀与嵇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目的是要启发嵇康的“高致”，从反面促使嵇康把自己的意见表述得更充分，发挥得更透彻。【参见房玄龄等：《晋书》，1374页。】从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七贤在学术上是如何互相交流、辩论问难的。

又如，嵇康《卜疑》中有“弘达先生”，其人“恢廓其度”，“超世独步”【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1320～1321页。】；阮籍《大人先生传》中有“大人先生”，其人“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同上书，1315～1318页。】；刘伶《酒德颂》也有“大人先生”，其人“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萧统：《文选》，662页。】——这些人物形象何其相似乃尔!这种超世拔俗、飘逸自如的人物形象，不正是七贤心向往之的理想人格吗？

另外，据侯外庐考证，嵇康的《酒令诗》及《四言》十章，也可能是七贤聚合时所作。【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163页。】文人相携隐居山林，清谈玄理，吟咏诗文，七贤实启其端。

竹林七贤集团的解体，大约始于嵇康撰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的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参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见萧统：《文选》，600～603页。】在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政治高压下，嵇康于同年被司马昭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之罪杀害【参见房玄龄等：《晋书》，1373页。】，阮籍于次年被迫为郑冲(？—274)起草司马昭的劝进文【参见上书，1360页。】，山涛于第三年成为司马昭西征时留守后方的心腹。竹林七贤的三位领袖，或遇难，或妥协，或变节，于是这个原本就相当松散的文人集团就不免“树倒猢狲散”了。

竹林七贤作为一个文人集团，与侍从文人集团恰恰相反，是一种在野的民间社交团体，更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之外甚至背逆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团体。七贤的行为方式，在标榜名教的统治集团看来，无疑是一种越轨行为。统治集团认为，这种纠合成一个团体而不与执政者合作的行为，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危险，因此必须对这种行为的表现者实行特殊的制裁。嵇康的被杀，盖由于此。嵇康是七贤集团的发起者，在当时颇享盛名，而且性格最为激烈鲠直，制裁了他，不就可以杀一儆百吗？一个人一旦被标定为越轨者，他就是正常社会秩序的叛逆者；为了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怎能不对他严惩不贷呢？

现代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遏制和控制反常就是掌握一种非常巨大的力量，使人产生一种幻觉，以为社会秩序有点令人敬畏而且潜力无穷。”【巴克主编，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社会心理学》，231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七贤集团在政治高压下的最终解体，同样产生了这样的文化功能。首先，它有利于司马氏政权的建立，如钟会(225—264)庭论嵇康当诛，说：“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世说新语·雅量》刘孝标注引《文士传》，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315页。】其次，它也对后世文人的行为方式起到一种强大的文化规范作用，无论是狂是狷还是既狂且狷，都不能过分逾越“名教”之度。王戎后来和王衍(256—311)一起倡导以自然为体，以名教为用，乐广(？—304)甚至标举“名教中自有乐地”【《世说新语·德行》载：“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22页。】，不就是明证吗？

因此，七贤集团的越轨行为之所以“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653页。】，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它成为后世文人心态的一种象征，成为文人对任达之举心向往之而足不敢履，或形似放达而心存名教的矛盾心态的一种象征，成为文人既依附于权势阶层而又力图以自外于权势阶层相标榜的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