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寒素人家

杨绛，原名杨季康，是现当代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与翻译家，祖籍江苏无锡。她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江南水乡气质：含蓄细腻、典雅脱俗又不失豪迈的情怀与坚定的信念。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于北京。杨家世代书香，先祖大多是读书人，抑或是清正廉洁的地方官员，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寒素人家”。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出生于1878年，他是一位翻译家，曾翻译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名著，也出版了《美国独立史》《近世政治史》《近世外交史》等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著作。他出生于清朝末尾的年代，见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败和西方资本主义帝国的侵略，他通过自己的译作宣扬民主革命，反对封建专制。

父亲和祖父对杨荫杭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1895年，他考入北洋公学；1897年，他又考入南洋公学；1899年，他被公费送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据说杨荫杭是因被北洋公学开除而考到南洋公学的。当时北洋公学的有些学生对食堂的伙食很不满，于是组织起来抗议。学校的领导对此非常不满，带头闹风潮的一个同学当场就被开除了。其他参与抗议的同学都低着头，默不作声。杨荫杭虽然没有参加，但见不惯他们这种敢做不敢当的行径，最后头脑一热，竟然站了出来。结果可想而知，他也被退学了。

年少的杨荫杭心中充满了热血，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基调。

当然，他性格里也不乏风趣幽默的一面。在早稻田读书的时候，有个舍监偷了他们的皮蛋，由于第一次品尝，适应不了这种怪味；还有一个当地的女同学偷了他们刷牙用的牙粉，抹在脸上当粉底。杨荫杭用十六个字来归纳这件事：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

他到日本的第二年便与同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建了励志会；同年，他与同是励志会成员的杨廷栋和雷奋等人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本期刊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法政刊物，它的办刊宗旨是：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他翻译的欧洲资本主义启蒙著作都是通过这本期刊发表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

在励志会里一直存在着两派：一派是激进派，一派是保守派。激进派主张革命，而保守派却主张和平，这两个派系的争吵从未停歇。按照杨荫杭的性格，他一定是激进派的一员。当时他们班上有个同学由于是学监的女婿而被转送到美国留学，杨荫杭也给室友出主意，让他也申请出国，申请理由很简单：室友时常宣扬革命。他的室友是保守派成员，可能早就受不了他了吧。

1901年暑假，杨荫杭回到了无锡。当即他就组织了不少知识青年，成立了励志学会。他还打着在埃实学堂的名号讲学，向励志学会的四十余名会员宣扬“排满革命”。这个学会也就成为江苏地区最早的革命组织。

1902年，杨荫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到祖国后，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北京的译书馆担任翻译员，他的代表作《名学教科书》就是在当时编译的。不幸的是，次年，译书馆就因经费困难被迫关门了，他也回到了无锡老家。之后，他与一起在日本留学的蔡文森、顾树屏创建了“理化研究会”，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物理和化学，不过他们还主张学习英语。为此，杨荫杭经常看书到深夜。与此同时，他还为《时事新报》《大陆月刊》《苏报》等报刊撰稿，并在中国公学、澄忠学校、务本女校等学校讲课。

他痛恨中国传统封建制度，还公然拒绝在先祖祠堂里磕头。由于一系列的革命言论以及看似对先祖的不敬之举，他遭到了乡绅父老的鄙夷。后来清朝政府对他进行了通缉。

无奈之下，在1906年，他再次赴日本留学，考入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科，主修法律。第二年七月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又去了美国，考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在那里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他的论文《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还被收录至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

杨绛回忆说，她原本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还是后来钱钟书告诉她的。钱钟书在杨荫杭的书柜上看到一本红色书皮的书，才得知这是杨荫杭的硕士论文。杨绛知道这件事后，还专门委托远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朋友查找这本书。几番搜寻之后，终于在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杨荫杭的文章果然被收录其中。

杨荫杭于1910年回国。四年的国外游历，从日本到美国，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了，他不再拘泥于书本，不再那么偏激，他开始向往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和“立宪制度”。

回国后，他一直在法政学校任教，可是当时薪水太低，难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就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天，他辞职了，回到了无锡老家。

第二天，辛亥革命爆发了。

杨绛的母亲名叫唐须荌，她与杨荫杭同岁，也是江苏无锡人。二人订婚时，双方都只有十二岁。

唐须荌出生于富贾之家，从小家人便请了老师教她读书识字。闲暇时，她会看一些小说，比如《缀白裘》，她还喜欢看《聊斋志异》等志怪志异类小说。时而，她也会点评一下作者，每每都有独到的见解。据杨绛回忆，母亲曾看着绿漪写的《绿天》对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

唐须荌是一个大家闺秀，懂得女工，也会裁缝。后来，杨荫杭买了一台缝纫机回来，她就弄了一些布，很快就做了一套衣服出来。

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内敛持家，视丈夫为天，视儿女为宝。

唐须荌嫁入杨家后每晚临睡前都会把一天的花销记录下来，以备以后核实。可时不时总有那么几笔账唐须荌怎么也想不起来花在哪里了。于是，杨荫杭便拿起笔在后面写了“糊涂账”三个字，还叮嘱她不要为了这些小账目而费神。即便如此，每月她都会准时准数地把家用寄回无锡老家，从来没有错过一次。

杨绛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好，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

杨绛时常感叹，自己对丈夫已经很好了，但是论及父母，自己还是远远不如的。

在传统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极低，在家中更是人微言轻，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只能委曲求全。然而，唐须荌却从不把话咽到肚子里。她虽然深居简出，极少抛头露面，但是面对她的丈夫，她还是能够侃侃而谈的。更多时候，他们像是朋友，时不时会来一场“促膝长谈”。他们从自己聊到别人，从同学聊到亲属，时而开心，时而愤慨……

正是因为有一位刚正不阿、深明大义的父亲和一位含蓄委婉、腹有诗书的母亲，杨绛才有了思想上的独立。

（二）京城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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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每一个生命的降临都是一份惊喜，那么这份惊喜必定是独一无二的。

杨绛出生于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仆人得知杨绛是个女孩后有些失望，可是杨绛的父亲却不以为然。他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也没有因为杨绛是他的第四个女儿而失落，他反而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杨绛有三位姐姐，名为杨寿康、杨同康、杨闰康，因为排行老四，父亲给她起名为杨季康，唤作阿季。

杨绛是杨荫杭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海外生活后的第一个女儿，对她自然更是关怀备至。在八个子女当中，也只有杨绛最受父亲疼爱。每当襁褓中的杨绛哭闹时，父亲总是把她抱在怀里，哼着小曲直到她入睡。因为体型娇小，父亲还经常开玩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杨绛出生的那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达五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正式宣告瓦解。一头雄伟的东方巨狮，在经历了漫长的沉睡后，终于缓缓睁开了双目。杨绛正是在这样社会动荡、局势混沌的年代降生了。

杨绛出生后不到三个月，父亲便以照看祖母为由辞官回乡了，举家迁往上海，实则是为了避难。次年，杨荫杭在上海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就职。同年，杨绛的弟弟降生了。因为家居上海宝昌路，则取名杨宝昌。

后来，杨荫杭在张謇的推荐下出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举家迁往苏州。然而，民国初年，国家出台法令，本省人不宜在本省任职，于是又被调到浙江省，任高等审判厅厅长，定居杭州。这一年，杨绛有了她的第二个弟弟杨宝俶。

杨荫杭宁折不屈的性格和铁面无私的处事态度让当时的省长屈映光对他多有不满。为此，屈映光还在袁世凯面前摆了他一道。所幸的是，此人的奸计并没有得逞。杨荫杭的同窗好友张一麟在袁世凯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一职，他得知此事后，为杨荫杭说了不少好话。袁世凯这才没有降罪于杨荫杭，只是回复了四个字：此是好人。

此后不久，杨荫杭又被调回了北京。杨绛也跟着父母再次回到了北京。杨绛的记忆也由此开始。

在杨绛的记忆中，在北京她第一次看到了满族人，而且一眼就被那些满族服饰吸引住了。最让她感到好奇的是妇女们所穿的旗鞋，俗称“花盆底”鞋。这种鞋的底极高，多为白色，一般为十厘米左右，最高的可超过二十厘米。一般女子等到了豆蔻之年时方能穿此鞋，穿上此鞋后身材会显得格外修长，走起路来尤为婀娜。杨绛对此心神不已。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猝不及防的风波结束了原本安定的生活。1917年5月，时任交通部总长的许世英因为涉嫌受贿被检察长杨荫杭扣押了一个晚上。那一夜注定是一个不眠的夜晚。据杨绛回忆，“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过”。这些电话几乎都是上级打来的，有不少高级官员都致电求情，希望杨荫杭可以网开一面。可杨荫杭并不理会这些，绝不准保释许世英。果不出所料，第二天，杨荫杭就被“停职审查”了。最终，因为缺乏证据，许世英并没有被定罪，反而杨荫杭被追究了责任。

杨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走了。这一切都是停职造成的。当时家中所有开支都依靠杨荫杭的薪资，如此一来，家中的生活便变得拮据起来。

所幸的是，没过多久，杨荫杭就复职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心生余悸，反而坚持自己的处事风格。可想而知，他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杨绛五岁的时候，父亲把她送入北京女高师附小念书，当时她的三姑母杨荫榆正是女高师的学监。

对于杨荫榆的印象，她在《回忆我的姑母》中这样写道：

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来，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橛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

年幼的杨绛生性开朗、聪明伶俐，女高师的学生们都很喜欢她。闲暇的时候，她们会把她带去大学部玩，偶尔也会陪她打秋千。杨绛的心里除了喜悦之外，也有一丝害怕。在一次恳谈会中，她们还请了杨绛扮演“花神”，浑身上下都黏满了金花。运动会的时候，她们也会叫上杨绛，跟大家一起表演。

后来想来，这些都是因为三姑母的缘故。在同龄人当中，必定不乏与杨绛一样讨人喜欢的孩子，但是，也唯有杨绛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

当时，杨绛的父亲身兼数职，公务繁忙，母亲又要照顾刚出生的七妹杨桼，无暇分身。正是因为有三姑母的保护，她的童年才不至于太过孤单。

然而祸不单行，杨绛的二姐杨同康就在同一年出事了。当时杨同康和大姐杨寿康正在上海的启明女校念书，并没有和杨绛一同前往北京。杨同康在学校不慎感染了风寒，住进了上海广慈医院。当母亲赶到时，她已经病入膏肓、药石无灵了。

这件事在杨绛心中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心结。在三个姐姐当中，杨绛与二姐最为投缘，可是谁也想不到，两年前的一场离别竟成了永别。

以杨荫杭的性格注定他的仕途不会一帆风顺，至此，他也有些意兴阑珊了。1919年秋，他递交了辞职申请，没等照准便举家南下了。

2

有一天，杨绛在一排山桃树下捡桃核，三姐突然走过来对她说：“别捡了，咱们要回南了。”“回南”就是要南下了。杨绛当时并不能完全领会其中的含义，还在担心自己的桃核和泥刻子是不是能够全部带上。可三姐却说，母亲行李限得很严，挑几个好的桃核带上就可以了；至于泥刻子，南方没有黄土，带了也没用。

她想起了几天前，平时甚少出门的母亲特地游了一遍香山和颐和园，买了不少名贵的药材和精美的礼品；父亲则一直在整理那些植物标本。他向来对花花草草很感兴趣，停职期间他曾经在百花山待了一个星期，采集了不少标本。他将标本整理好后，注明植物的名字，还在一旁写上拉丁文。这些标本也跟着杨绛从京城迁往江南，只是后来转手给一所中学当作教材了。

最让杨绛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是，她没能亲口向同学们道别。

来火车站送行的人非常多，几乎超出了想象。杨绛第一次觉得，原来父亲是一个如此受人爱戴的人，她深深地为父亲感到骄傲。众人不舍与杨荫杭离别，直到火车快要启程了，他才挤进车厢。

一阵笛声过后，载着众人的期盼，杨绛一家人踏上了回南的旅程。

到达江苏无锡后，杨绛一家八口人就住在沙巷的一栋房子里。杨绛的父母因为不想回老家去住，所以只好预付这里的房租。虽然大家对房子并不是特别满意，可一时间也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了，只好暂且住下。

然而，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即便没有战火，任何一件小事都足以破坏眼前的平静。不久，杨绛的父亲就病倒了。

有传言说以往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都得过伤寒，只是大家当时并没有在意。后来，除了杨绛，大家都病倒了，多半是河水的缘故。其他人在经过简单的治疗之后都有所好转，只有杨荫杭一病不起。

杨荫杭留过洋，他深受西方思想的熏陶，认为西医的作用大于中医，因此，他只愿意接受西医的治疗。可是，当时整个无锡市只有一位西医，还是个外国人，而且无锡的医疗条件也不好，医生需要将待验样品送往上海医院化验。如此一来，从无锡到上海，一来一回，再加上化验的时间，起码就要一个星期了。然而，医生化验了两次也没有查出病因。因为耽搁太久，杨荫杭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有时候还会说一些胡话。

一天晚上，也是杨荫杭病情最为危急的那个晚上，家中灯火通明，客堂里挤满了人。年少的杨绛似乎也察觉到了一些异样，她回忆说：

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我母亲流着泪求那位名医处方，他摇头断然拒绝。

要知道，如果医生不肯为病人开处方，那就说明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即便吃再多的药、打再多的针都已经无济于事了。所有亲朋好友都来了，大家都摇头感叹：这一大家子都指望着他的薪资，他要是真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就要塌了。

即便如此，杨绛的母亲唐须荌都没有想过放弃，她深信自己的丈夫一定会好起来的。于是，她求了杨荫杭的老友华实甫—一位有名的中医，希望他能够为自己的丈夫治病。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他把了一下脉，确诊是得了伤寒。杨荫杭在服用华实甫开的药后，病情终于有了好转。

唐须荌一直视华实甫为救命恩人，而那位外国医生却认为杨荫杭的身体底子好，是自己的抵抗力战胜了疾病。但是，在杨绛眼里，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最大的功劳还是她的母亲。杨荫杭永远不会知道，唐须荌把自己珍爱的珍珠项链磨成粉来给他服用以提高药效。

在杨绛看来，这就是爱。有世间，那些越是伟大的爱，往往越是朴实无华，因为它无须纹饰，只要付出的那个人知道，自己是爱着对方的而对方也一定同样爱着自己，这就够了。

杨绛一直把这件事情珍藏在心底，把它当成一个美丽的秘密。

一场大病耗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财，而杨荫杭虽有好转但还是不能下床，幸好得陈光甫和杨廷栋相助，杨绛一家人才挺过了难关。后来，杨绛回想起这件事时说，幸好父亲有了好转，否则以当时的情况，自己怕是念不成书了，也许会做个小学教员，抑或是车间女工。她连后路都给自己想好了：无锡的工厂倒是不少，进了工厂也不至于饿死。

沙巷附近有一座大王庙，原先是供奉某位大王的，后来改成了小学，就叫“大王庙小学”。之后，杨绛和两个弟弟便在这所小学里念书。

这所小学规模很小而且破旧不堪，全校只有两位老师，其中一位还是校长。整所小学就只有一间教室，就算分了不同的年级，大家还是在同一个地方上课。

校长从不打学生，但是另一位姓孙的老师却经常打学生，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被他教训过，唯独杨绛和她的弟弟没有受过罚。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曾经做过官，或许是因为他们是从京城来的，究竟是什么原因，那就无人知晓了。

对于这位孙老师，杨绛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也忘记了他的名字，只记得大家戏称他为“孙光头”，有同学还把他的头像画在厕所的墙壁上。孙老师说话带有口音，而且解读的课文也不全对。课文上写道：“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他却把“子曰”解释为“儿子说”。

在大王庙小学的这段生活经历是杨绛童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后，她还经常提起：

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个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三）年少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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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每个人心中的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或欣喜，或感伤。回忆童年如同翻开一本尘封的旧书，即便平静如水，但只要微风吹过，也会在心里荡起涟漪。

童年的印象中，父亲永远是那么高大，母亲永远是那么慈爱，然而我们终将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挣脱他们的怀抱，或出于自愿，或出于被迫。生活教会了我们如何自立，如何思考，以及如何面对困难和抉择。

两次南下，杨绛虽然未足九岁，但她已经经历了生死离别，这让她更加懂得珍惜眼下的时光和眼前的人。

二月，新年的钟声似乎还在耳畔回响，辞旧迎新的喧闹气氛似乎还没有落幕，但是二月注定是一个分别的月份。贺知章的《咏柳》有言：二月春风似剪刀。说的是春风的寒意，更重要的是，春风像一把剪刀，剪断离人的不舍之情，催促着行人离去。

杨荫杭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高材生，他深知知识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所以，他希望杨绛可以去启明女校上学。当时杨绛的大姐在启明女校当教员，三姐也准备去启明上学，如果杨绛也去，正好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可唐须荌却一直放心不下。杨绛从小到大一直跟在父母的身边，从未离开过他们，作为母亲，很难想象有一天自己的孩子要离开自己，远去他乡。当她看到杨绛对启明女校是如此向往的时候，也开始妥协了，她把决定权交给杨绛，由杨绛自己抉择。

杨绛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妈妈特地为我找出一只小箱子。晚饭后，妈妈说：“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点灯，都是点洋油灯。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亮光。

妈妈再次问我：“你打定主意了？”

我说：“打定了。”

“你是愿意去？”

“嗯，我愿意去。”

杨绛虽然嘴上这么回答着，但是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幸好借着黑夜的掩护才没让母亲发现。同样是上学，这可不像是去大王庙，这一去怕是半年都见不上面了，只能等放了暑假才能回来。

临行前，母亲给她一枚崭新的银元。与以往母亲给的零花钱不同，这枚银元有着更深的含义。抛除数目，它承载着母亲对自己的思念。杨绛一直没有使用这枚银元，她把它和大姐送的细麻纱手绢一起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常伴身旁。直至夏日将近，天气转暖，她才把银元交由大姐代为保管。

上海启明女校是一座“洋学堂”，相比大王庙小学，这里简直是气派非凡，光是一间英文教室就顶得上整座大王庙小学。走廊直通花园，旁边的教室有十数间之多。

这里的一切对杨绛来说都十分新奇。譬如，学生们称修女为“姆姆”，有学生朝修女喊道“望望姆姆”，意思是“你好，姆姆”；学生们饭后在花园里散步叫作“散心”；常日里，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是不允许说话的，佳节时分，大家可以一边闲聊一边吃饭，这叫“散心吃饭”。

每逢月初，学校都会放一天假，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都可以回家与父母团聚，这叫“月头礼拜”。每到周末，修女会带着大家去郊游。当时还有个非常特别的叫法—跑路。

杨绛很快适应了新学校的生活，偶尔也会耍一些小聪明。

有位教格致课的修女之前也教过杨绛的二姐，每次见到杨绛时，她都叫杨绛为“同康”。因为二姐不幸离世，所以家里人就把这个名字连同对她的思念之情一并深藏在心底，谁也不愿意触及，以免伤感。然而杨绛却不以为然，她欣然接受这个称呼，或许她是想以此来纪念二姐。

几个月过后，杨荫杭受邀出任上海申报馆的主笔，大家同在上海，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一天，大姐找到了杨绛，说是带她和三姐去申报馆看父亲。临行前，大姐还特意帮杨绛理了理衣服。

杨绛的心里高兴极了，一是因为可以见到父亲，二是因为自己终于可以走出校门了。这几个月来，她只能看着同学们回家与家人相聚，自己却只能待在学校里，她总期盼着自己有一天也能见到父母。

病愈后的杨荫杭虽然清瘦了不少，但精神却很好，见到杨绛后便要请她们吃大餐。

“吃大餐”在当时是有特别意思的。如果领导要请你吃大餐，那就意味着你马上就要接受处分了。父亲所说的“吃大餐”自然不是这个意思。

杨绛既兴奋又紧张。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去餐厅吃过大餐，她甚至还不能熟练地使用刀叉。就餐的时候，她一直心不在焉，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手中的刀叉上了，全然不知食物的味道。餐后，父亲问杨绛最喜欢吃哪道菜，她却回答说，除了冰淇淋，其他的都忘了是什么味道了。

暑假过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杨荫杭把家迁到了上海，杨绛终于可以和母亲相聚了。

有一次，杨荫杭带着杨绛三姐妹去拜访朋友。一进门就有一种富贵气息扑面而来：宽广的草坪、高大挺拔的大树、优雅精致的洋房……友人家的陈设可以说是富丽堂皇，让人看得目瞪口呆，以至于回家后大家还在讨论这件事。杨荫杭听到后却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他觉得生活不应该过于奢靡，一个人的追求不应该只停留在物质层面上。他不喜欢给孩子们留下家产，他认为家产不仅束缚了自己也束缚了孩子。所以，他早就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除了在申报馆当主笔，杨荫杭在空闲的时候也担任律师。后来回忆起来，他承认当时说话有些偏激，他认为最理想的职业只有两种：律师和医生。他无缘当医生，所以只能当律师了。

来年，杨绛有了一个小妹妹—杨必。

2

杨绛在启明女校学习了三年半，虽然父母也在上海，但她还是寄宿在学校，每月只能与父母相见一次。

这些年里，杨荫杭清楚地感受到上海社会的复杂，以及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时自己的无可奈何。作为一名律师，他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在上海，他实现不了自己的职业理想。于是，他决定回苏州，准备在苏州开一家律师事务所，继续他的律师事业。

然而开律师事务所需要办公场所。唐须荌私下里算了一笔账，这些年来在住房上所花的租金都足够买一幢房子了。思来想去，最后，杨荫杭相中了一所明朝旧房，名曰“安徐堂”。房子已是破旧不堪，有不少房间还漏雨，过道幽长，光线昏暗。

杨荫杭拆了不少破旧的小屋，在后园种了许多树木。房子修修停停，总共花了两年的时间。当时杨绛已经转入振华女中读中学，寄宿学校，周末回家帮忙。

庭院的角落阴暗潮湿，经常会有鼻涕虫和蜘蛛出没。为了激发孩子们劳动的积极性，杨荫杭想了一个办法：每抓到一只虫就可以得到一个铜板作为打赏。的确，这种方法很有效。可杨绛却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并不是鼓励孩子热爱劳动，反而会让人变得唯利是图。不过，唐须荌总有自己的办法。一般，孩子们得到奖赏之后都会把赏钱交由母亲保管，时间一久，大家也记不得存放了多少钱了，甚至都忘记了自己曾经存放过钱。这很好理解，过年时孩子们得到的压岁钱也一样不知不觉地消失在记忆里。孩子们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花大钱的，如果有，向父母去要便是。

对于金钱，杨绛一直没有过于强烈的追求。她回忆说：

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

然而，杨绛并不这么认为。她不觉得为了某样东西或者某件事情要不顾一切地去争取，她反而会宽慰自己：

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杨绛从小便有如此豁达的心胸，在遇到抉择的时候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改初衷，这都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他让杨绛懂得了什么叫“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一次，杨荫杭的一个朋友向他介绍了一个客户。对方想委托他作为代理律师，处理一桩财产纠纷案件。当杨荫杭得知当事人是让自己对付一个还在念中学的妹妹时，他大发雷霆，指责他说：“那么个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脸说出这种话来！”一般律师遇到自己不想处理的案件大可推诿不受，但没有人会像杨荫杭一样指责当事人不应该打这场官司。最后，在他的主持下，当事人将财产分给了妹妹。

杨绛也有两三年是走读的，所以，她就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父母。在杨绛的记忆中，母亲永远忙个不停，家里那么多人、那么多事都由她管理。每天，母亲总有做不完的事，她唯一的爱好就是做做针线活儿或者读读小说。杨荫杭知道唐须荌爱看小说，便买了本大字抄本八十回《石头记》放在她的床头。

平日里，杨绛与父亲相处的时间较多。父亲的书桌上经常放着许多用过的纸张，杨绛便捡来父亲不用的毛笔练字。早餐过后，她会为父亲泡一盏清茶，并且端上切好的水果。杨荫杭午睡的时候不喜欢听到噪声，但他却准许杨绛陪他，只是不能发出声音。

有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会怎么样？”

杨绛回答说：“不好过。”

父亲又问：“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杨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一星期都白活了。”

父亲点了点头，“我也这样。”

在杨绛心里，父亲已然成为自己的一个朋友。

终日与诗书为伴，年少的杨绛已是博览古今，她的文学素养在悄无声息间得到了巨大的提升。1927年，她在《振华女学校刊》里发表了两首诗：

斋居书怀

松风响飕飕，岑寂苦影独。

破闷读古书，胸襟何卓荦。

有时苦拘束，徘徊清涧曲。

俯视溪中鱼，相彼鸟饮啄。

豪谈仰高人，清兴动濠濮。

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

安得傲此游，翛然自脱俗。

染丝泣杨朱，潸焉泪盈掬。

今日有所怀，书此愁万斛。

悯农诗

日出荷锄作，日暮归家中。

间立柴门外，叙话数老翁。

年年收成薄，无以度残冬。

苦耕了一世，何岁免饥穷。

鸟类一饮啄，较吾或犹丰。

今年复明年，嗷嗷皆哀鸿。

世事舟移壑，天道太不公。

在振华女中读书的这段时间里，北伐战争正打得火热。北伐胜利后，学生们经常组织活动，例如游行、宣讲、开群众大会等。此时的杨绛已是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了。

有一次，学生会组织同学到街道上进行宣讲，杨绛被推选为代表。所谓宣讲，就是在街上放一条板凳，人站在板凳上面进行演讲。杨绛虽已是破瓜之年，但是她身形娇小，看起来还不到十四岁。当时大街上鱼龙混杂，倘若她上去宣讲，难保不会有人来欺负。而且，大家肯定不会认真听一个孩子讲话，或许还会被当成笑话。

之前有些同学被推选为代表后不愿意上街宣讲，便以“家里不赞许”为由推脱了。杨绛也想效仿这些同学。周末回家时，她便向父亲说起了这件事。没想到杨荫杭却一口回绝了，“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杨荫杭义正言辞地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

说完这句话后，杨荫杭见杨绛有些手足无措，便对她讲起了自己的一段往事。他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张勋复辟，当时士绅们联名登报表示欢迎，他的下属擅自将他的名字也列入欢迎名单之中。杨荫杭打心底里不喜欢张勋。当他在名单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显得有些愕然，随即，他便登报表明自己的态度。

有朋友指责他不通人情世故，心里不喜欢便不喜欢，又何必登报呢？但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坚持自我、不改初衷的人。

说完这段旧事后，他又问杨绛：“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后来，杨绛才明白父亲说这段话的含义。他是想告诉自己，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只想着如何逃避，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立场，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困难。当时杨绛未经世事，只是赌气说了一个字—敢。

回到学校后，她便说：“我不赞成，我不去。”这话传到了校长耳朵里，可想而知，杨绛受到了一顿训斥。她说的那句话也就成了“岂有此理”。后来有三位学姐去了宣讲会，还被官军请去吃饭。这在当时是一件有伤风雅的事情。自此，学生会便再没组织学生去宣讲。杨绛的话霎时间又成了“很有道理”。

说一个“不”字需要很大的勇气，拒绝忍受屈辱比忍受屈辱更需要勇气。父亲的一席话让杨绛明白了一个道理：拒绝并不代表懦弱，学会拒绝才能真正面对自己。这句话在杨绛今后的人生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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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一个美妙的地方，它是理想的殿堂。多数人的理想都是在大学里形成的，年少的时候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未知，经历过十年寒窗苦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很多事情也许在年少的时候看来是那么重要，仿佛只要一失去生命就会终止，但是现在也许会觉得那些事或者那些人似乎也无足轻重。

大学是改变命运的地方，特别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1928年7月，杨绛从振华女中毕业，准备考取大学。当时，她特别希望可以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可遗憾的是，清华大学虽然开始接收女学生，但不在上海招生。就这样，杨绛与自己梦寐以求的殿堂学府失之交臂了。后来回想起这件事，她的心里总有一些起伏，她想，也许中学的时候不跳级就能顺利进入清华大学了。最终，她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录取。

在择校的问题上，亲朋好友都为她出谋划策。大家都觉得女子学校太过单一，男女同校反而更能开阔视野，提升学习氛围。这一点与她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她选择了进入东吴大学学习。

当时的学校几乎都是男子学校或者女子学校，皆收男子和女子的学校为数不多。东吴大学虽然也接收女子，但是女子的人数并不多。所以，当杨绛进入东吴大学的时候，女子宿舍还在修建当中。她和同学们只好暂时住在一幢小洋楼里。

这幢房子原是一位美国教授的住所，后来改成了学生宿舍。小洋楼的周围种着许多常青藤，屋外到处被烈日照射着，空气中充满汗水的味道，屋内却非常幽静。学期伊始，杨绛就与四五个同学住在这里。

空闲的时候，杨绛也喜欢运动，她还参加了学校的女子排球队。第一场球赛的对手是邻校的球队。当时男生们都跑去围观，拉拉队一直在拍手、呼喊，场面好不热闹。随着双方的持续进攻，比赛进入僵局，双方僵持不下，比分持平。这时，杨绛不知哪来的力气，球被她打在了对方的场地上，对方竟然没有人能接住那个球。就这样，杨绛为自己的球队赢得了关键的一分。随后，大家越战越勇，赢得了比赛。多年之后，每当杨绛看到排球比赛，她总会想起发生在大学校园的那场比赛，并且兴奋地说：“我也得过一分！”

读二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分科，即从文科和理科中选择一个方向深造。杨绛的成绩一直很好，各科均衡，也正因为如此，没有自己的特长。杨绛一直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虽然两度辗转于南北之间，但是父母的关爱会让她忘却一切烦恼。可是这一次是她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她务必要谨慎。她思考着自己“该”学什么，这个“该”字并不是自己想如何便如何，而是什么有利于社会便做什么。老师们觉得以杨绛的成绩读理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杨荫杭却认为没有什么该与不该的，喜欢最要紧，喜欢的就是兴之所至，就是与自己最相宜的。最后，杨绛还是遵从了自己内心的选择，决心学习文学。

当时东吴大学并没有开设文学专业，可供选择的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杨绛想选法预科，她原本想着毕业之后可以给父亲当个助手，协助父亲处理官司。可是杨荫杭坚决不同意，多年混迹官场的杨荫杭对于人情世故有自己的理解。他扪心自问，对于某些事情自己尚不能妥善处理，更何况是自己的女儿呢。再者，他也不觉得杨绛能做好一个女律师。所以，杨绛无奈地选择了政治系。她对政治并不感兴趣，除了上课，大多情况下她都在图书馆里看书。她说：

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

杨绛与同学们的关系很好，但是青春年少的她也有些羞涩，往往与男同学说不上半句话便会脸红。这与她的经历分不开，在此之前她就读的都是女校，很少与男同学接触。有同学还给她写了句诗“最是看君倚淑姊，鬓丝初乱颊初红”，这更让她显得害羞。诗中“淑姊”是指她的室友沈淑，亦是她的中学同学。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杨绛与这位比她年长两岁的姐姐一同住进了一间小卧室里。她称沈淑为淑姐。

沈淑待杨绛很好，她知道杨绛睡觉怕吵，所以每逢杨绛睡着的时候，她都格外注意。然而有一件事却让她摸不着头脑，杨绛回想起这件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学校里谣传有神仙。神仙拥有无比的神力，能够让某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

一个夏日的夜晚，学校的礼堂里放映美国电影。很多同学都去看了，杨绛和沈淑也去了，不过中途杨绛觉得有些没劲，便早早回宿舍睡觉了。

电影放映结束后，沈淑回到宿舍时发现宿舍的门已经关了。她轻轻地敲了敲门，本想杨绛睡觉不会太沉，听到后肯定会出来开门的，可谁料想杨绛一直没有出来。无奈之下，她只好重重地敲了几下门，结果还是一样。这时门口周围已经围满了人。有人告诉沈淑，杨绛曾在化学实验课上说起过自杀，她说在学校自杀很简单，做实验的时候偷偷藏点砒霜就可以了。听到这话后，沈淑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正当她准备叫人砸开门的时候，杨绛睡眼蒙眬地走了出来。

沈淑焦急地问杨绛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现在才出来。

可是杨绛却说她一直没有关门。人群中有人曾经经过杨绛的宿舍，那人也说之前门是虚掩着的。

大家面面相觑，都以为是神仙在作怪。杨绛也说，这一觉是她这辈子睡过最沉的觉。

在学校里杨绛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周芬。早年在北京的时候，周芬的父亲与杨绛的父亲曾在同一单位工作过，所以她们从小便相识了，只是大家对彼此的印象都不是特别深。

周芬学的是医学，与杨绛很是投缘。杨绛也想学习医学，她对学医的人一直怀有崇高的敬意，不过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当不了医生。不仅如此，两人还都很喜欢音乐。杨绛、周芬和沈淑都会一些乐器，私下里三个女孩还组建了一个民乐队，闲暇时还会在学校里演出。

学校的阅览室成了男女同学谈情说爱的场所，一到晚上，常有情侣在此约会。表面上是看书学习，实际上是互诉衷情。杨绛也不管这些，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书。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大家都只在乎自己眼前的这个人，谁也没有心思去理会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一天晚上，一个同学假装醉酒，走到杨绛身边，偷偷塞给她一封信。

杨绛说：“你喝酒了，醉了？信还给你，省得你明天后悔。”说罢，把信原封不动地还给了那位同学。

第二天见面时，那位同学便向她赔礼道歉。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为了安全起见出了这样一则规定：男生在下午四点之后可以出校门，女生则不能离开学校。杨绛和周芬都觉得这是一种不公平对待，为此，她们还跟校方争辩过。当然，她们的争辩是有成效的。

后来两人住在了一间宿舍，终日形影不离，如同姐妹。

在东吴大学的几年里，杨绛一直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学习上。日子平淡无奇，但也唯有这平淡无奇让她看淡了很多事情。那些在常人看来是举足轻重的事情，或许在杨绛眼里是如此云淡风轻。的确，选择平淡是一种智慧。

2

1930年，杨绛正在东吴大学读二年级。杨绛的好友蒋恩钿顺利考上了清华大学，她知道杨绛的心思，因此极力劝说杨绛报考清华大学。杨绛很快被说动了，趁着暑假在蒋恩钿的陪同下到上海交通大学报名并领取准考证。用唐须荌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绳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着考清华。

然而命运再一次捉弄了杨绛。她的大弟杨宝昌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因为天气炎热，很快又转为急性脑膜炎，性命垂危。杨绛与母亲和大姐轮流守夜，可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弟弟年轻的生命。无独有偶，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也是在这一天。就这样，她再一次错过了自己心仪的学校。

在当时的社会，大家普遍认为出国留学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如果大学毕业不选择出国留学，那可以说是功败垂成。国外留学消费极高，但是有些父母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供孩子留学。这些在杨荫杭看来与敲诈勒索无异。说是敲诈勒索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仅凭这一点就道出了父母供养子女上学的艰辛与不易。

读三年级的时候，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杨绛申请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虽然免了学费，但是路费和生活费都是需要自己支付的，这些费用甚至超过了学费。杨荫杭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杨绛，如果她想去，那他就全力支持她。

最终，杨绛还是选择留在国内。一来，她不想给父母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二来，她觉得继续攻读政治学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与其为了一个国外大学的学位去攻读自己不喜欢的学科，倒不如留在国内选一所心仪的大学好好钻研文学。

自从进入东吴大学，杨绛与父母相见的次数便减少了，只有在放暑假或者寒假的时候才能回家。

有一次，她与父亲相对而坐。杨荫杭说：“阿季，爸爸新闹了个笑话。”

他告诉杨绛，他在一次出庭的时候突然开不了口了。当时全场都安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他。然而，他终究还是没有说出一个字来，那场官司也只好延后了。其实，他这是轻微的中风。

这一刻，杨绛忽然觉得父亲老了。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那个如山一般的父亲也会有老去的一天，而且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此时此刻，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形容她的心情，唯有眼泪能够传达她的情绪。她很庆幸自己当时做出了留在国内的决定，如果她身在异国他乡，她一定无法亲耳听到父亲说的这一切。

自从出了这样的事情，杨荫杭便决定关闭律师事务所。他觉得，以他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出庭了。但是事务所不是说关闭就能关闭的，他手上还有一桩案子没有了结。他趁杨绛有空的时候叫她根据自己的口述代笔写状纸。

以往杨绛也帮父亲抄写过状纸。父亲的要求极为严格，必须用工楷抄写，其间还不能出错。光是笔记便很难达到父亲的要求，而且心里越是紧张手就越是发抖，一不小心就抄错字了。有时候她自己都没有意识自己抄错字了，但这些错别字无一能逃脱过父亲的火眼金睛。

杨荫杭每每看到错别字都会发火，但是这一次，他却什么也没说，只是提起笔，稍稍改了几个字。杨绛写的材料第一次发挥了作用。后来回想起这件事，她感叹道：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期末，有同学组织闹风潮。开始时人数不多，后来多数人都参与了，并且集体罢考。原因很简单，他们希望政府可以将东吴大学改成国立大学。这件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学校根本没法正常上课。

杨绛想了一个办法，她先让母亲把自己和周芬的行李装上车带走。想来门卫也不会为难一个妇女。自己和周芬则在下午四点之后堂而皇之地从学校门口走出去。同学们知道这件事情后也想效仿她们，然而很快他们就被门卫抓住了，原因是他们都带着行李。

春节过后，开学在即，但是学校还一直处于停课状态。杨绛自是等不及了，因为这是最后一个学期了，她马上就要毕业了。杨绛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到燕京大学借读。燕京大学和东吴大学同属美国教会，办理借读手续不会太过麻烦。因此，杨绛和周芬一起去了燕京大学，同行的还有三位男同学，分别姓徐、沈和孙。

去北京的路杨绛并不陌生，多年以前，她就曾几度往返于江南与京城之间。路途遥远，又有长江阻隔，到达北京时已是三天之后。燕京大学的费孝通来车站接他们，给他们安排了宿舍。他们终于可以安心备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