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杜源勋

“八一三”淞沪会战，在中国八年抗战期间的二十几次会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久、伤亡最重，意义也最为深远，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转变到全面抗战的主要标志。

淞沪会战中的淞，是指吴淞镇与吴淞江。吴淞江的另一名称叫苏州河，又称沪渎。沪是指上海，包括当时的上海市、上海县与所谓“公共租界及法租界”。

淞沪会战，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伟大序幕。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杜鸣心的父亲杜源勋（诗吉）慷慨赴难，为国捐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吞并的步伐。随后，“八一三”在上海展开了著名的淞沪保卫战。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3日结束，历时九十天。史料记载，中国方面投入淞沪战场的总人数在75万以上，日本方面投入总兵力在25万以上。中日双方的总兵员合计超过100万。

在这场长达三个月的战争绞杀中，作为国军二十五军十三师三十七旅七十四团三营少校营长，杜鸣心的父亲杜源勋奋勇抗战，牺牲在上海宝山（当时属江苏省）保卫战战场上。

宝山全境位于上海市北郊，东临黄浦江，南跨蕰藻浜、走马塘南北，西与嘉定县相毗邻，北枕长江，扼长江与黄浦江之咽喉，是上海市重要的外围地区，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享受生活”

这年秋天，前方战事吃紧，杜源勋奉命率队开赴前线。

临行的前一晚，父亲带着小鸣心来到汉口剧院，观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演出的京剧。当天演出的剧目杜鸣心已经记不得了，但京剧绚丽的服饰、动人而委婉的唱腔，给杜鸣心留下难忘的印象：“那天虽然戏散得较晚，可我一直被荀慧生先生柔美的唱腔所着迷，回到家里，没有丝毫睡意”。

这是杜鸣心最后一次和父亲在一起，也是父子俩最后一次在一起“享受生活”。第二天清晨，当杜鸣心还在睡梦之中时，父亲就匆匆辞别家人，赶赴抗战前线。

可是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是让人刻骨铭心的永别！

在奔赴前线的途中，杜源勋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谈到途中的见闻，他写道：“靠近前线，看到无数家庭扶老携幼逃难的队伍，感到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深重的灾难。作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责无旁贷……”杜源勋就是抱着这样一股强烈的爱国之心，慷慨奔赴战场参加战斗的。

父亲阵亡的消息，在一个深秋的夜晚传来。那天，邮局送来一封加急电报，报告了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杜母闻讯后，当即哭得死去活来。小鸣心在睡梦中被母亲的哭声惊醒，也和母亲一道痛哭失声。住在附近的街坊邻居们都来相劝，对失去家庭顶梁柱的孤儿寡母，给予深深的同情。

阵亡在淞沪抗战战场上

杜源勋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细节，是后来一位与父亲同一营的亲戚告诉杜鸣心的。

淞沪抗战，九十个血雨腥风的日夜，历经了攻、御、守、拼、退五个大的阶段。据黎东方所著《细说抗战》一书记载，这场“血肉绞杀”，双方的伤亡，依照孙元良将军的估计，日方是五万，华方为十八万人。

杜源勋所在的国军第13师，由第二十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率领，在战争防御僵持的最紧要关头，投入到淞沪战场。

8月19日，万部抵达上海境内，即进驻沪西广福一线，构筑工事，与日冠久留米师团对峙。一进入阵地，全师即与日军激烈大战。日军以其精良装备，趁万部立足未稳，连续发起猛烈进攻。十三师浴血固守，寸土不让，阵地失而复得者再四。激战经旬，至月底，双方伤亡惨重，敌寸步未进。由于装备差，在此次会战中，整师人员伤亡惨重，参战十多天后三个团垮了下来。全师13个营长近半殉职。会战结束时，十三师几乎损失殆尽，全师11000人参战，伤亡约9000人，只有2000人转入后方休整。

“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我们的战士们打仗非常勇敢。在战斗中，我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视死如归地向前冲锋，部队伤亡极其惨重。”在叙述这场战斗的惨烈时，这位亲戚这样告诉杜鸣心。

按照部队规定，只有团长以上的军官方可在二线指挥，营长及以下的军官必须亲自率队上阵地一线，半个月才能回后方休整。杜源勋率领74团三营冲锋在前，英勇奋战，成功地阻挡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为此，受到上级嘉奖。半个月后，杜源勋回到后方休整，没有料到的是，刚上去前线的一名营长，两天后不幸阵亡。他主动请缨，再上前线。原来的阵地已经失守，杜源勋号召战士们不怕牺牲，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战士们奋不顾身地扑向敌人，最终夺回了阵地。

重新夺回阵地，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正当杜源勋在战壕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日军一梭子弹打来，不幸正中喉咙。当时他就不能说话了，立即被担架抬到后方。临终前，他艰难地对身边的战友们说：“我没有什么牵挂，只是我的太太和儿子，请你们帮助照应……”。

应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之约，杜鸣心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我和我的父亲》，记叙了父亲为国献身的经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现在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杜鸣心身边都没有了，甚至一张照片、一封书信、只言片语。

长久以来，父亲杜源勋的形象，只能留驻在杜鸣心的心里。

杜鸣心说，家里原来是有两张父亲照片的，一张是父亲当连长时候的照片，他身着军装，抱着我。那时我大概才一岁左右。另外一张是他个人的，一身戎装，着少校军服，腰挎着一把马刀，非常威武的戎装照。这张留影的时间，大约是在1937年初。这两张照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因为受到冲击，就放在母亲那里让她保管，觉得放在她那里会比较安全。那时候，全国一片混乱，北京在不停地揪人，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这样的情景，让母亲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得不得了。后来，形势越来越紧，惊恐万状的母亲就把照片给烧掉了。另外还有一封信，父亲在开赴前线的途中给家里寄来的。那封信，我的亲戚也给保留着。非常可惜的是，母亲也把它给烧掉了。现在，我这里父亲一点东西也没有留下，唉！这是国家的浩劫，民族的灾难，也是个人的灾难。

和记者谈及此事时，已经85岁高龄的杜鸣心痛心疾首，他连声哀叹：“文化大革命”让整个国家都疯了。很多人的命运悲惨。没保住父亲的照片和信件，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地方。我的孩子们，都没有见过我父亲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