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意义

在国家和民族危机之时，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下，翻译受到历史的作用，呈现一定的特点，对社会历史文化产生一定的作用。在晚清（1840—1911）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历史背景下，以西学为主的翻译与救国探索紧密联系起来。晚清新教传教士是此时期西学翻译的主力，他们的西学翻译与中国救国强国策略的译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西学翻译中蕴含的强国之策，体现了翻译和历史的互动，使此时期的翻译和历史呈现出与救国强国相联系的特点，对晚清中国在历史转型期的变法改革产生影响。

晚清来华传教士在以社会福音为特点的现代派神学思想的影响下，采用著述报译等间接传教方式传播西学，其中活跃在广学会中的自由派传教士承担并进行了大量著译，如林乐知、李提摩太、裨治文、丁韪良、韦廉臣、李佳白、傅兰雅、狄考文、花之安、艾约瑟等。晚清传教士有关翻译和兴国的论述多散见于他们的著译、报刊、书信等史料中，对这些文献的汇编工作迫在眉睫。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传教士译介与华人的民族振兴的关系研究将是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究不但能深化我们对晚清民族振兴之路的认识，还能对今天的民族伟大复兴有所借鉴，既弥补了翻译界对救国议题下的传教士西学翻译的梳理和研究的需求，也为民族复兴之路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翻译史研究视阈。

但传教士西学译介与晚清救国策略的探索的关系还有待探讨。实际上，西学译介起于华人寻觅救国良策的渴求，其影响也体现在舆论和实践上促进变法改革。但一直以来以华人作为救国之路探索的唯一主体，忽视或淡化了以传教士为主的西人所做的探索及与华人探索的交互融合，没能解释“为何引进了西学也无法救国”等问题。另外，当时传教士和华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难以推知，仿佛历史的黑匣子。其实，从传教士西学翻译的史料中，可以梳理出其译介的救国之策，进而探讨传教士西学译介与晚清救国良策的探索之间的关系。

以翻译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晚清西学翻译与中国救国出路的探索，既将翻译研究引入民族振兴的历史变革议题，又将历史分析运用于翻译文本研究、翻译史的书写之中。其现实意义在于：一、面对当前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西方文化的涌入，可从晚清中国对待西学译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得到启示。如何有选择地译介？依据哪些标准？如何选择“他山之石”？怎样为我所用？二、从“东亚病夫”到世界强国，这种转变与中国救国之路的探索及华人、西士的西学翻译有着内在联系，揭示它有利于挖掘我们自身的文化因素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和特点，以古论今地对现实社会文化做出阐释。三、今日中国亦处在文化应变的转折期，面对传统文化和全球化、国际化的影响，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位？以什么为价值取向和原则？做何取舍？怎样构建？通过研究晚清华人、西士对文化应变策略的探索，可以对当前一些热点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

今昔主要不同之处表现在：背景不同、心态不同。如，不再是国难危急之时，而是经济强大、地位提升、拥有话语权之际。另外，今昔分别处在文化交流的不同阶段：中西文化交流之初和中西交流加深、相互影响加重之际，今日中西文化形势是晚清至今的中西互动的结果。

今昔相似之处体现在：均为新形势下，文化转型期中对文化应对策略的迷茫、探索和渴求。新形势分别指晚清政治受侵、领土主权丧失的危机下和当前文化受侵、中国传统文化遗失的危机下。

对于晚清文化应变，可资借鉴或规避之处有：根植本土文化，汲取他文化营养。忌过急过切，囫囵吞枣，对本土文化不加改造。一、对本土文化和他文化的优劣认识不清，应该论证鉴别，展开广泛深刻的讨论，让学界、媒体提供公开辩争的平台。二、走出狭隘民族主义或文化主义的局限，以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以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以多文化的视角审视中西文化中的各个因素，比较分析，结合中国具体情况，选择和规划文化应变的方向、策略和举措。

文化应变是应何之变？应变的目的何在？策略受到外界的“变”的动因和内在的“变”的动机的作用和影响。对今日中国文化应变的研究也应首先思考应何之变和应变的目的等问题，还要将国内国际形势和未来发展考虑进去。文化应对策略要与宏观的未来发展和定位相联系，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为全局、整体发展策略服务。传教士和华人当时的探讨也涉及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系统意识和大局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