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理论基础

历史研究应该并行不悖地研究客观历史背景和主观历史人物。如果脱离历史背景，只聚焦历史人物，放大历史人物对历史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将历史环境看作静态的、共性的、次要的因素，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相反，如果过度放大历史背景的操控和作用力，而过度弱化历史人物的能动作用，认为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总是被动的，没有主动性，只具有个性，没有共性，将人物进行无限的解构主义操作，认为主观的人的集合均处于不定之中，无共性和规律可言，也是不可取的。本书在关注历史背景的客观作用的同时，分析历史人物作为主观因素的作用，将二者结合起来，既探讨客观因素在历史作用下的反应、对历史的反作用，又研究主观人的因素对历史作用的应对和对历史的能动作用。

虽然将具有个性的历史个体合为整体来划分和探讨有些勉为其难，但这种处理却既有必要，也是可行的。一方面，应关注社会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作用，同时，也要注意历史的创造主体和推动主体——人本身，尤其是群体的内心世界和心态发展变化。因为正是作为群体的人的意识和行为对社会历史产生能动作用，尤其在晚清这个动荡多变的历史转型期中，历史主体人的群体意识和行为在受制于历史客观现实的同时，以其趋同的心理和行为作用并改变着历史的发展。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把晚清新教传教士和华人对待西学的心态变迁纳入救国出路的探索中研究，尚无人涉猎。心态一词，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它是指个体本身对社会存在所持有的具有一定结构，比较稳定的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因此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心态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而变化，正因为此，研究中、西人群体对待西学、强国的心态变迁能够揭示近代救国出路探索的历史进程和其中中、西人群体与西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晚清（1840—1911）这一时间段的中、西人心态的研究，以往大多集中于个体人物心态的论述，而对于晚清中、西人士对待西学的群体心态的形成、特点、变化及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特别是把中、西人心态转变和互动放在救国出路探索这一历史过程中来考察，描述晚清中国自强探索的历程，揭示社会群体心态在民族自强探索中的作用的相关研究更是稀缺。此外，虽然心态与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处于争论之中，尚无定论；但不难推见，如果没有个体和群体心态的演变，很难有社会行为的整体趋势变化，以及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和变迁。因此，考察中、西人士救国出路探索的心态变迁，有利于探寻晚清社会背景下中、西人士观念与行为的趋向，有利于揭示社会群体心态和行为的形成、演变对社会历史的作用。

何为“心态”？只要是人，即任何历史的行为主体，就会对其周围事物有一个认识、掌握和对待的心理“模式”或“意识”。这种“模式”或“意识”虽是无形的，不易觉察，却是支配人们言行、联系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的精神力量，统称为“心态”。而历史学中“心态”的概念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中世纪史专家雅克·勒戈夫考证，英语中的“心态”一词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状态，即集体中的“人们”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后被历史研究中的年鉴学派广泛应用到历史研究当中。关于心态史的研究，雅克·勒戈夫认为：“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因为心态史所揭示的是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菲利普·阿里埃斯也认为“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的一系列隐秘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总之，心态史研究就是借用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探索某段历史中人们所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与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及演变过程，通过深入分析历史背后人物群体一些明了、清晰的言语、风俗、传统、情感、智慧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通过分析前人群体几乎不知不觉接受的、世代沿袭的观念和意识来说明历史问题。心态作为文化中底层的精神状态，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同时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受社会影响、反映社会，又作用于社会、关怀社会。心态是通过其主体——人与社会发生上述关系的。心态的这种社会性，在晚清救国出路探索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样，心态还具有时代性、传承性、民族性及阶级性的特点。

群体心态研究是以感性经验为主但又交织一定理性因素的反映形式，主要表现为感情、情绪、思维定式及自发的倾向和信念。群体的社会心态，并不等同于个体社会态度的组合，但却更能具体地反映群体心态的共同倾向。按照凯尔曼提出的态度形成模式，即每个个体的任何一个态度的形成必须要经历服从、认同和内化三个过程。与之相对应，群体心态的形成和转变同时受个人变迁、社会变迁及外界压迫等要素长时期的反复强化刺激，是在社会转型下更为复杂和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群体心态研究的基本内容由两条关系链组成。第一条关系链是“社会—群体—个人”，主要反映了社会群体心态既是一群体对社会的反映同时又是个人心态的总和；第二条关系链是“观念—态度—行为”，这反映了心态的内在逻辑上的心灵凝聚和外部认识上的实际行动。

社会群体心态史研究关注某一历史阶段、某一社会群体的心态变迁、特点及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社会群体心态史突破了传统研究只关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忽视社会群体、普通民众在历史转折期的作用等局限，并突破单一学科领域内研究的桎梏，将历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等多学科联系起来，分析特定群体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心态变化过程、原因、影响等；还突破单一群体研究藩篱，开展对华人群体与在华传教士群体间的比较、对比的关联研究，揭示二者之间的联系。

社会群体心态史研究将共时与历时、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等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试图通过揭示群体中代表性的个体的心态历程来追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群体的心态变迁，并分析其产生的前因后果、影响作用及与其他因素的联系。社会群体心态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吸收借鉴了系统论研究方法，并将历史中的人与事有机结合，不偏颇于其中一方，而是更多地关注二者之间的关联。

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剧变引发人的心态发生相应变化，“社会心态嬗变循着“观念—态度—行为”轨迹进行，并且嬗变了的社会心态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迅速解体”，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历史性转型。从舆论宣传到观念的动摇、扬弃或转变，再从观念的变化到态度和行为层面的转化，历史事件的发生与社会群体经历的心态转变息息相关。个体态度和行为的转变集聚为社会群体的态度、行为的变化，进而促成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的发生。社会群体心态史研究试图抽象和勾勒出群体心态的变化图、过程图，将表象与里象、行为与态度、事件与心态有机结合，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因和内在规律。

在研究社会群体心态史中，国家相遇、文化相撞是促成群体心态发生转变的动因。文化异质的引入打破了原有各因素和系统（包括系统内和系统间）的平衡与布局，引发了新与旧、异与同之间的冲突和重新定位。而翻译，尤其是西学译介是东、西文化开始接触、互动的媒介，它输入了西方的异质因素，使得中西相交。由此，西方的异质因素在东方引发变化。通过翻译可以研究社会群体心态史，记录社会群体心态的特点、变迁等。还由此可以分析舆论宣传如何改变个人，进而改变群体的心态，引发社会历史转型。这对于今天的中西交流和发展有着指导意义，例如，如何先期预见并激发或抑制某种社会观念发展为态度，进而转化为行为。促成事件发生的“催化剂”就是舆论宣传，其中媒介和手段之一就是翻译。这正是晚清在华西教士从事的主要工作之一，它的影响体现在对华人的群体心态的影响上，并且西教士在西学译介的过程中随中国时局变化，其自身也经历了心态变化，对华人群体心态的影响也是变化的，这种变化体现在他们的译本中。以往学界没有将社会群体心态史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晚清传教士群体的研究中，尤其忽视了对西书翻译改变华人群体心态、进而影响救国道路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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